傍晚，A和B都来了，我们四五个人聚到地坛公园荒芜的小树林里去，继续商量对策。只是A和B和我与此事有关，其他人都是来出谋划策。这时问题的焦点已转到倘若公安局追查下来怎么办？因为想到C处很可能还留有我的其他笔迹，因为想到C也可能坚持不住。据说这时C还在学校隔离室里坚持着死不jiāo代，大家一会儿为她担忧，一会儿又怪她平时就是不管什么事都爱臭显摆并且对人也太轻信。怪C也晚了，C正在隔离室里。大家又怨A，说C一贯马里马虎你还不知道吗，怎么就把那稿子给她拿到学校去？A后悔不迭，说C是死求活求保证了又保证的。怨谁也没用了，当务之急还是想想怎么应付公安人员可能的追查吧。B坚定地说，不管怎么样绝不能说出原作者。大家说这是一定的。那么，公安局追查下来又怎么办呢？大家绞尽脑汁编了许多枝叶丰满的谎话，但到底都不是编惯了谎话的人，自己先就看出很多破绽。夜色便在这个问题前无声地扩散得深远了。第一个晚上就是这么结束的——什么办法也没想出来，默祈着C能坚持到底，但果真如此又感到对C无比歉疚；幻想着公安局不再深究，但又明白这不会不是幻想。
十四年过去了，我已记不清从事发到警察来找我之间到底是几天了，也记不住这几天中的事情是怎样一个顺序了。只记得我们又聚到地坛去商议了好几回。只记得我一回比一回胆怯下去。记得有一个晚上，还是在那片荒芜的小树林里，A和B都认为还是我一开始编造的那个谎话最为巧妙，若警察根据笔体找到我就由我来坚持那个谎话——就说是我在住院时从一不知名的病友那儿抄来那篇小说的。我未置可否，过了一会儿我只提醒说：我的父母均出身黑五类之首，我的奶奶仍在以地主的资格每日扫街呢。大家于是沉默良久。我本还想说我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因为唯独我是反对这篇小说，怎么能让一个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没说。后来A替我说出了这个意思，以后多年，我一直把这逻辑作为我良心的庇护所而记得牢固。可是一年年过去，这逻辑也愈显得其苍白了，一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我当时主要是害了怕，二是反对这小说和不反对抄这小说同样是我当时的信念。信念又怎么样呢？设若我当时就赞成这小说呢？我敢把这事担当下来拒不jiāo代吗？我估计百分之九十还是不敢。因为我还记得，那些天有人对我说：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说不出给我小说原稿的人的姓名，他们就可以判定这小说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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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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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们是真这么认为，还是为了威bī我，还是出于必得有个结果以便向上边jiāo代，反正他们急了就会这么gān。我听了确乎身上轮番出了几回汗。尤其看到父母亲人，想到他们的出身和成分本来就坏，这一下不知要遭怎样的连累了。夜里躺在chuáng上不能睡，光抽烟，体会着某些叛徒的苦衷。有些叛徒是贪图荣华富贵，有些叛徒则是被“株连九族”bī迫而成，现在平心去论，一样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又要想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会怎么样呢？轻松是会轻松些，但敢不敢去挨鞭子或送脑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chuī牛的事。贪生怕死和贪图荣华富贵之间仍有着不小的差别。几年之后我倒确凿有几回真的不怕死过，心想要把1974年的事挪来现在发生有多好，我就能毫不犹豫地挺身就死了，但这几回的不怕死是因为残病弄得我先有了不想活的念头，后才顺带想做一回烈士的。这当然可笑。我才知道，渴望活也可以是比不怕死更难能可贵的。但渴望活而又怕死却造就了很多千古遭骂的叛徒。最好当然是渴望活而又不怕死，譬如许云峰。不过，毕竟许云峰喊的是共产党万岁而明确是坐国民党的牢。大智大勇者更要数张志新。可张志新若也坚定不移于当时人人必须信奉的一种思想，料必她也就不可能有那般大智大勇了。话扯远了，拉回来，还说我，我不及张志新之万一是不容争辩的。至于哥们儿义气呢？但“株连九族”却更是殃及亲人的呢！所以“株连九族”有理由被发明出来。
我原是想把这件事如实记录下来的，但亏心和丢脸的事确已从记忆的筛眼里走漏一些了，写到这儿我停笔使劲回忆了两天，下面的事在记忆中仍呈现了两种模样。与B已多年不见，为此文去找他核对似大不必要，就把两种模样的记忆都写下来吧。最可能的是这样：正当我昼夜难安百思不得良策之际，B来了，B对我说：“要是追查到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我听了虽未明确表示赞同，却一句反对的话也没说，焦虑虽还笼罩，但心的隐秘处却着实有了一阵轻松。许久，我只说：“那你怎么办？”B说：“这事就由我一人承担吧。”说罢他匆匆离去，我心中的愧便于那时萌生，虽料沉重只是要匀到一生中去背负，也仍怔怔地不敢有别种选择也仍如获救了一般。其次也可能是这样：B来了，对我说：“要是警察来找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C已经全说了。”我听了心里一阵轻松。C确实是在被隔离的第三天熬不住bī问，全说了。但这是B告诉我的呢，还是之后我才听别人说的呢？我希望是前者，但这希望更可以证明是后者吧，因为记忆的筛眼里不仅容易走漏更为难堪的事，还容易走进保护自己少受谴责的事。我就没有谴责过C，没有特别注意去不谴责C，想必是潜意识对自己说了实话：实际我与C没什么两样。总之，不管哪个记忆准确，我听了B的话后心里的那一阵轻松可以说明一切。——这是着重要记录下来的。
后来警察来找我，问我原稿是谁给我的，我说是B；问我原作者是谁，我说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B从未跟我说起过原作者是谁，这一层B想得周到。我当时很为B把这一层想得周到而庆幸。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1978年我也开始写小说，也写了可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那几年我常留意报刊上的小说及作者介绍，想知道《普通的人》的作者是谁，但终未发现。我也向文学界的朋友们打听过，很多人都知道那篇小说，却没有谁知道作者的情况。1983年在崂山旅游时遇到B，互相说笑间仍有些不自然，我终未能启口问他此事，因为当年的事到底是怎么了结的我完全不知，生怕又在心上添了沉重。现在想，倘那篇《普通的人》渐渐被淡忘了，实在是文学史上的缺憾。
随忆随记，实指望没把愧走漏太多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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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三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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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玩具
我有生的第一个玩具是一只红色的小汽车，不足一长，铁皮轧制的外壳非常简单，有几个窗但是没有门，从窗间望见一个惯性轮，把后车轮在地上摩擦便能“嗷嗷——”地跑。我现在还听得见它的声音。我不记得它最终是怎样离开我的了，有时候我设想它现在在哪儿，或者它现在变成了什么存在于何处。
但是我记得它是怎样来的。那天可谓双喜临门，母亲要带我去北海玩，并且说舅舅要给我买那样一只小汽车。母亲给我扣领口上的纽扣时，我记得心里充满庄严；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很久，我不知道世上还有比那小汽车更美妙更奢侈的玩具。到了北海门前，东张西望并不见舅舅的影。我提醒母亲：舅舅是不是真的要给我买个小汽车？母亲说：“好吧，你站在这儿等着，别动，我一会儿就回来。”母亲就走进旁边的一排老屋。我站在离那排老屋几米远的地方张望，可能就从这时，那排老屋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梁柱和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阶，走进了我永不磨灭的记忆。独自站了一会儿我忽然醒悟，那是一家商店，可能舅舅早已经在里面给我买小汽车呢，我便走过去，爬上很高很高的台阶。屋里人很多，到处都是腿，我试图从拥挤的腿之间钻过去靠近柜台，但每一次都失败，刚望见柜台就又被那些腿挤开。那些腿基本上是蓝色的，不长眼睛。我在那些蓝色的漩涡里碰来转去，终于眼前一亮，却发现又站在商店门外了。不见舅舅也不见母亲，我想我还是站到原来的地方去吧，就又爬下很高很高的台阶，远远地望那绿色的门窗和红色的梁柱。一眨眼，母亲不知从哪儿来了，手里托着那只小汽车。我便有生第一次摸到了它，才看清它有几个像模像样的窗但是没有门——对此我一点都没失望，只是有过一秒钟的怀疑和随后好几年的设想，设想它应该有怎样一个门才好。我是一个容易惭愧的孩子，抱着那只小汽车觉得不应该只是欢喜。我问：“舅舅呢，他怎么还不出来？”母亲愣一下，随我的目光向那商店高高的台阶上张望，然后笑了说：“不，舅舅没来。”“不是舅舅给我买吗？”“是，舅舅给你买的。”“可他没来呀？”“他给我钱，让我给你买。”这下我听懂了，我说：“是舅舅给的钱，是您给我买的对吗？”“对。”“那您为什么说是舅舅给我买的呢？”“舅舅给的钱，就是舅舅给你买的。”我又糊涂了：“可他没来他怎么买呢？”那天在北海的大部分时间，母亲都在给我解释为什么这只小汽车是舅舅给我买的。我听不懂，无论母亲怎样解释我绝不能理解。甚至在以后的好几年中我依然冥顽不化固执己见，每逢有人问到那只小汽车的来历，我坚持说：“我妈给我买的。”或者再补充一句：“舅舅给的钱，我妈进到那排屋子里去给我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