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足球时，史密特先生立即呈现出另一种状态。当我问他会不会到慕尼黑看世界杯开幕式时，他不假思索地说：“不、不、不，弄不到票，只能在家看电视。”这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也许是难以想象的，堂堂一市之长去看在他们本国举行的世界杯的愿望都难以实现，可以想见在德国官员的权力所受到的约束。
而史密特先生丝毫没有觉得在来自异国的记者面前表示弄不到球票会难堪，他愉快地告诉我，他会和朋友、太太一块儿找个酒吧看比赛。他说那样的感觉更好。我问他，作为市长在酒吧里看球赛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他耸耸肩膀摊开手说：“没有、没有，这时候没有市长，大家都是球迷。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认识我，我是他们每个人投票选出来的，我是他们的好邻居。”
就在这时，我们的采访被门铃声打断了。几分钟后史密特先生向我们表示歉意，他说邻居家的猫钻进了一间没有人的房子，出不来了，邻居来向市长家求助。这个插曲似乎是在以最快的方式向我们证实他几分钟前所说的话—“我是他们每个人投票选出来的，我是他们的好邻居。”
十几分钟后，市长夫人从邻居家救猫归来，我们的采访也结束了。市长夫人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起品尝她家里的中国茉莉花茶和她亲手烤的蛋糕。这次采访的结束时间我特意安排在了《南京零距离》开始直播的时候，我拨通了“零距离”直播热线，和晓乐做了一次直播连线。当然，少不了让史密特市长用我刚刚教会他的一句中国话向大家问好：“《南京零距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三十六章 德国人的性格
德国人的严谨是在世界上出了名的。在德国游历的几天里，我当然感觉到了，不过，除了严谨，德国人身上还有更多让人惊叹的特质。
1、志愿者阿卡尔
在驱车前往多特蒙德的路上，学德语文学的吕先生和我聊得很投机，提出晚上请我喝酒，而且多年不喝烈性酒的他竟然要和我喝白的。连续的疲劳工作使我欣然同意放松一把。在买酒的小店里我们意外地发现一个年轻人胸前挂着一个印有世界杯标志的胸牌，吕先生马上跑过去和他聊了起来。几分钟后他兴奋地告诉我，这个叫阿卡尔的小伙子是世界杯的志愿服务者，他愿意为我们做向导。
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见到了阿卡尔。他说我们一定要去多特蒙德市火车站广场看看，那里有一个专门为世界杯比赛设立的一千二百平方米的超大型电视屏幕。一路jiāo谈中我们得知，这个叫沃桑·阿卡尔的小伙子二十四岁，是土耳其人，库尔德族的后裔。我一下子想起国际新闻里那些关于这个民族的不幸消息，不过，这个小伙子很开朗，和大多数穆斯林一样有浓密的胡须、深邃的目光。
来到多特蒙德火车站广场，那个让当地人非常自豪的超大电视墙和震耳欲聋的音乐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他们在广场上驻足仰望这个庞然大物，这也是我们到德国三天来感受到的最qiáng烈的世界杯氛围。据当地媒体报道，六月二日德国足协主席贝肯鲍尔先生专程乘直升机来为这个大屏幕揭幕。当天，多特蒙德yīn云密布、山雨欲来，贝肯鲍尔一到竟然云开雾散、阳光普照，当地媒体惊呼，他们的足球皇帝的光临果然是天降祥瑞。看来，哪里的媒体都会八卦。
距火车站广场不远是该市最著名的和平广场，据估算，开幕式当天会有一百万各地球迷汇集到这里共襄盛举，这对于人口不到五十五万的多特蒙德市而言，其压力可想而知。其中大批球迷会聚集到这两个广场。为了应付那百年不遇的人cháo，多特蒙德市做了大量准备。我们在南京也能见到的那种流动公厕就准备了一百五十个，不同的是他们的流动公厕是免费的。走着走着，阿卡尔指着我们脚下说，我们现在踩着的红地毯也是专门为迎接各地球迷准备的，长达六千米。这让我有些意外。在我们中国人的礼仪常识中，走红地毯是最隆重的礼仪之一，走在上面的人非富即贵，而德国人却把这种礼遇提供给了全世界不分国籍、不分贫富、不分信仰的所有球迷，很像《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唱词—来的都是客。
阿卡尔告诉我们，他不仅是一个狂热的球迷，而且是一个水平很不错的球员，还兼职做足球裁判，但在世界杯期间，他作为志愿者就看不了比赛了，连电视转播也要请家里人录下来过后再看。我问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活不了多少年，过几十年我们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能参加一次世界杯，能为这样的大事提供一点儿服务，老了以后回忆起来会觉得很有意义。他的回答很像是“土耳其版的雷锋”。我写前面一句话的时候犹豫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说他是“土耳其版的雷锋”好，还是说成“德国版的雷锋”好。他是土耳其人，在德国做生意，却愿意为德国举办的世界杯做义工，如果按我们写劳模报道的方式，多少有些“国际主义”的意思在里面，但我想这个年轻人恐怕没想过这么多，这就是让我觉得他更可爱、更能打动我的地方。
采访结束后，阿卡尔竟主动掏钱请我们喝咖啡，让我们很不好意思。聊天的时候，他说起了童年记忆里他们民族遭遇的可怕磨难，气氛也跟着凝重了起来。对于这样复杂的国际矛盾，我拿不出像样的解决办法，也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他，但我想，愿意为别人付出并不求回报的人一定会生活得很快乐，很幸福。
2、小事故后的大见识
在德国西部参访的一个早上，吕先生一早出门，开车不小心，把车撞到了路沿上一根突起的护栏，车被高高地顶了起来。下车后，我们看到车底哗哗地漏着淡绿色的液体。当我们正在想该怎么办的时候，每一个路过的司机都停下来，伸出头大声问“需要帮助吗”。一个散步路过的老太太主动帮我们打电话给警察局、消防队、保险公司分别求助。
这时一个瘦高的中年人路过，停了下来，趴在地上检查车辆，然后告诉吕先生，破损的不是油箱，是一根排水管，不严重，只要把车抬下来，开到维修点就可以了。可是我们四个人中一位女性，一位老人，把他算上也只有三个劳动力，实在抬不动这辆旅行车。这时消防车赶到了，下来六七个壮汉，长得跟德国足球队队员差不多。我们想这下可好了，可没想到这些消防队员看了现场后，摇摇头都不动手。瘦高的中年人跟消防队队员说，他是汽车维修工程师，是专业人士，请他们帮忙把车抬下来就可以了。可消防队队员们说，他们的工作程序不是这样的，必须有保险公司在场，他们才可以工作。瘦高的工程师听了很生气，和他们吵了起来，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袖手旁观？你们的程序既愚蠢又死板！”可消防队队员执意按原则办。气愤的工程师在我们车里找出千斤顶，自己动手了！就在这时，一辆警车赶到了，下来一男一女两名警官，了解完情况后要求工程师立刻停止，等待保险公司的人，并告诉他：“你的专业只能在你的厂里，在公众场合必须服从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