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南京之前，我并没有跟我爸在一起生活过。他一直在西安，也就是每年到重庆来探亲一次。在童年的很长时间里，我对父亲的印象都很模糊，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他像播音员一样好听的普通话和他用的照相机—都是禄来、哈苏之类现在仍然价格昂贵的德国高级相机。
我爸是摄影记者，我们家有很多照片，都是当年他当新闻记者时拍的，那是我们家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那时候还没有摄像机，都是电影胶片机，新闻记者都用这种机子，现在电视台里拍胶片机出身的摄像几乎没有了。
当年我父亲扛着电影胶片机几乎跑遍了陕西所有的县，也拍摄过很多中央领导到陕西视察的新闻。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陕西参观访问，我父亲在旁边拍摄，他的同事把他也拍进了照片里。小时候在家里，每次我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献式的照片都觉得父亲很伟大。那些泛huáng的老照片当年都保存在家里的很多电影胶片盒里，那些铁质的大盒子后来主要用来放我的饼gān之类的零食。遗憾的是，几次搬家加上后来父母离婚，其中一部分相片再也找不着了，非常可惜。
父亲给我和我哥拍过很多非常生动的照片，现在看来都是很有技术含量的。现在的单反相机都是自动对焦、自动测光，虽然也可以手动，但是相机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当时父亲用的是双反相机，取景一个镜头，成像一个镜头，取景还是竖式的，用好这种相机拍出好照片是相当需要技术的。当时我爸拍了很多我和我哥打闹玩耍的照片，手动曝光，手动快门，还要抓情绪，考虑构图，还不能làng费胶片，拍完之后，还要自己在暗房冲洗。小时候看这些照片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自己玩相机了，再看那些照片就知道厉害了。老爸现在退休多年了，我哥要送台相机给他，让他没事儿拍着玩儿，结果他却说不拍了，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些日本相机我不会用。
4、第一次去西安
我父母在西安团聚后，我去过西安两次，都是去过暑假。我还记得在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西安的情形。
放假以后，外婆买了火车票，把我送到菜园坝火车站，找了个列车员熟人把我送上火车—以他们的社会关系，最多也只能够上列车员了。说是让列车员关照我，但人家忙着呢，哪顾得上我。那个列车员阿姨就只是把我弄到列车员休息室，让我在里头坐着。我也听话，挎着一个小包就傻乎乎地坐着，看见她开始扫地了，我还过去帮忙。列车员阿姨连忙说：“别动别动，好好坐着，别乱跑！”我就又乖乖地坐下了。
那时从重庆到西安要坐两天火车，出门前外婆一再叮嘱：“中途在哪儿停站都别下，等所有人都下的时候你再下，那是终点站。记住，等一车的人都走的时候你再跟着走。”我懵懵懂懂地点头说好。
其实那会儿我已经明白了，尤其是一路听见广播里报站，等到听见“西安站到了”，我也就毫不迟疑地跟着下车了。但是西安站那么大，对于一个八岁的小孩儿来说，那个世界瞬间变得不知道有多大，有那么多火车来来往往，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我就记着外婆叮嘱的—跟着大人走。于是，我就跟着我们那一列车上的我认得的人走。出去以后是哪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爸妈和哥哥会来接我。
当时也就到大人屁股那么高的我，在黑咕隆咚的夜里，也不知道害怕，谁也不认识，就那么懵懵懂懂地出站了，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出站没走多远就听到了我哥叫我的声音。
暑假过完，我又按照之前来的程序，坐上回重庆的火车。想想现在的父母，之所以不敢让孩子这样出门，恐怕也是因为现在的社会治安没有当时那么好了。
西安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大雁塔、华清池、兵马俑这些著名景点我都去过，但没什么印象了，只对一顿饭印象特别深。
我第一次去西安，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父母特别高兴，带我们下馆子。那是一个国营大馆子，叫“五一饭庄”，当时是西安最高级的大饭店之一。下馆子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非常新鲜和高级的体验，因为在重庆，节俭的外婆认为下馆子是有钱人和不会过日子的人gān的事儿。她什么都是买回家自己弄，把家里的伙食操办得很好，所以我在重庆就没有下过馆子。
那天在五一饭庄我和我哥一人点了一碗面，是有浇头的那种，还有两屉小笼包。那是我第一次吃小笼包，一口下去我就震惊了，完全没想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好吃的东西。回重庆之后，我对小笼包子的幸福回忆持续了将近一年。童年的我心里暗暗地想，我要是当了皇上，天天让御膳房做小笼包子给我吃！直到今天，熟悉我的朋友、同事都知道小笼包子仍然是我最爱的食物之一。
几个月前，在化妆间我偶然跟huáng菡讲起这段经历，没想到她也在西安待过，家里人也带她在五一饭庄吃过饭，甚至也特别说到了那里的小笼包。更想不到的是，她在西安待的那段时间也是一九七八年。huáng菡比我大四岁，当时她在西安上学，住在亲戚家。听了她的话我就想：一九七八年，一个八岁的男孩儿，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儿，互相不认识，可能在同一天，在同一家饭庄，吃着同样的东西。三十多年后，当年的两个小孩儿已是中年人，成了朋友，又同时出现在了今天的《非诚勿扰》上，这是件多么神奇的事儿啊。
5、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我在重庆的亲戚都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文化程度都不高，但都同样憨厚善良、热情好客。他们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姨婆一家，我童年欢乐的记忆有很多都出自她家。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姨婆不是外婆的亲妹妹，她们是在抗战期间逃难的路上认识并结为姐妹的，但她们一辈子比亲姐妹都亲。我们两家的关系甚至比有血缘关系的还好。
那是特别可爱而且有意思的一家人—他们家也是“母系氏族”。姨婆在印刷厂工作，是个整天乐呵呵的胖老太太，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嘴里永远都有说不完的俏皮话，她的语言似乎与生俱来地带有劳动人民草根式的幽默。她的那些话如果写出来一点儿也不好笑，但通过她的嘴，用她特有的方言和腔调说出来，就特别好笑，特别有感染力。我外公外婆的话不多，更缺乏幽默感，相比之下我姨婆是个话痨。逢年过节去他们家，从一进门开始，她就说个不停，一屋子人都被她感染了，笑个不停。
我叫姨婆的儿子“舅舅”，他和我妈一块儿长大的，一辈子都在供电局抄电表。打我记事儿开始就没听这个舅舅讲过几句话，偏偏我舅妈也是个话痨，也没什么文化，跟姨婆还特别能讲到一块儿去。她们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关系最好的婆媳。舅舅、舅妈生了一儿一女，分别是我表哥、表妹。表哥话也不多，表妹又是挺能说的人—说他们家是母系氏族真一点儿不夸张，他们家的话都让女人说了。
后来我回重庆也常到舅舅家吃饭。他爱喝酒，也能喝，他喝的酒很便宜，经常是几块钱一桶的散装高粱酒。我和舅舅喝酒的时候，就听舅妈、表妹一直不停地说，问这问那，他们家、我们家的事儿轮流说。舅舅在边上默默地坐着，隔个两分钟就端起杯子冲我说“喝一个”，一斤酒喝到底儿了，他从头到尾基本上只有这么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