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酒令也很有意思，一套一套的，从一到九，都有说辞，说辞还很幽默，有历史，有现实，当下最流行什么，重庆人都能与时俱进地把它融入酒令里。可惜我就是学不会，也没记住。我只记得这么一段：“酒酒酒（九九九），好朋友，万事莫过杯在手，我愿长江化作酒，有朝一日跳到江里头，一个làng子一口酒。”这要用重庆话说出来会很有意思。有兴趣的朋友到重庆去玩儿，可以留意一下他们划拳的酒令，绝对是一种有趣的酒文化。
5、吃不够的小面、凉面
全国人民爱吃川菜，不仅因为它好吃，而且因为它大众。川菜的材料基本上都不算高档，大多是猪身上的东西，贵不到哪儿去。同样的钱请人吃川菜能摆一大桌，而请吃粤菜，可能就只有两道菜。
川菜让人迷恋的原因都在调料里，所以重庆有句话叫“吃的是作料”。重庆最让我魂牵梦萦的不是川菜，也不是火锅，而是路边摊上的小面和凉面。小面其实就是最普通的素面，作料是关键。我小时候的小面是六分钱一两，我一般吃二两就够了。那种味道对我来说，至今想起都是幸福的味道。
前几年回重庆，我出去逛街或者上亲戚家串门儿，回外婆家的路上是一路走着一路吃着路边的凉面回去。重庆路边摊上的凉面都是用小碗装，面很少，基本上就两筷子的，但调料放了十几样，一碗面两口就吃完了，辣得心脏都疼。我接着往前走，买一瓶冰饮料，咕嘟咕嘟喝下去。大约过十分钟心脏不疼了，嘴唇和舌头也恢复知觉了，又看到一家卖面的，再来一碗，又是两口吃下去，又辣得不行，接着再来一瓶饮料。就这样，一路走到家也吃饱了。
上次回重庆我特别想吃小面，一大清早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不停地念叨着，热情的司机为了满足我的愿望竟然带我到了机场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一家小面馆。我高兴坏了，热热乎乎的一碗小面吃下去，幸福感就在心里和胃里dàng漾了一整天。
关于小面，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就算把所有的作料都原样给你，到南京就弄不出那个味道。我妈曾经多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所以现在每次有机会回重庆参加活动，主办方问我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求，我的回答全都是：有，小面！
南京也有很多种面，但那基本就是酱油面，加块大排叫大排面，加块小排叫小排面，加大肠叫大肠面，说起来有几十种，其实面都是一个味道。而重庆的面虽然就三四种，但不同的作料却调出了截然不同的口味。相比之下，南京的面条实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第六章 小资本家爷爷
我爷爷很像电影《林家铺子》里的那个掌柜。爷爷是扬州邗江人，十几岁时一个人挑着担子进城当学徒，慢慢积累了本钱，后来开始自己做买卖。再后来，生意做大了，他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个钱庄。在那个时候能开钱庄应该算比较发达了。听我的叔叔伯伯们回忆，大概在一九四九年，爷爷还上过国民党的金融年鉴。当然，我有些怀疑那种年鉴跟现在一样，是给点儿钱就能上的那种。但不管怎么说，我爷爷都应该算小资本家了。
1、无法兑现的金条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的pào声近了。爷爷和他那两个朋友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台湾。如今的我无论如何也弄不到二〇一二的船票，而当时我爷爷如果变卖家产，是能让一家人去台湾的。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爷爷权衡再三，终于横下一条心—不走了！今天我估计，老爷子当年最主要的判断恐怕是，自己又不是什么大资本家，要镇压资本家也还轮不到他这样的小资本家头上。最后爷爷把家产全变卖了，留了下来。
爷爷的两个朋友也抱着同样的心态留了下来，都变卖了各自的家产，最后三家人凑了一百根金条—那时候的法币跟草纸没什么两样，只有金条是硬通货。他们把这一百根金条存进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银行，票据上写了我爷爷和他两个朋友的名字，三人各执一份。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这件事儿说起来变得很可怕了—虽然他们没去台湾，但在那个年代，家里存着国民党银行的金条存单也是天大的罪过。三家人冒着杀头的风险，想尽各种办法保存着各自的银行存单，一直保存到了“文革”之前。但当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抄家后，他们也就不敢留着那张存单—如果被抄家抄出来，真不敢往下想。万般无奈之下，我爷爷把金条的存单悄悄烧了，和另外两家人也失去了联系，爷爷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叔叔、姑妈们所在的国营工厂倒闭的倒闭，停薪的停薪，这时候他们就回想起了爷爷在世时说过的金条。他们算计着，要是能找回那一百根金条，三家人平分，怎么也得有三十根吧。三十根金条再加上存了三十多年的利息，那可就发了！
在huáng金梦的qiáng烈驱使下，我叔叔真联系上了爷爷两个朋友的家人。我爷爷的朋友也都过世了，他们的后人也都知道有金条的事儿，但悲摧的是，“文革”抄家时，那两位老人也和我爷爷一样，没敢留着那张可能导致家破人亡的银行存单，不约而同地都把它给烧了！烧的时候三家人的想法还都一样—我烧了不要紧，另外两人会留着的，有朝一日去银行，上面不是还有我的名字嘛。就这样，悲剧了。
最后，我最小的也是混得最不济的叔叔，抱着渺茫的希望，辗转给台湾那边的银行写信，查询那一百根金条的下落。当时两岸还没“三通”，民间书信往来都要通过中国香港红十字会中转。几经辗转，台湾那边居然回函了。根据我叔叔提供的姓名、年份等信息，银行确认了这笔金条的存在，只要能提供当年的凭据便可兑现。据说，三家人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欲哭无泪，因为谁家也拿不出凭证。当事人全都过世了，存单又都没有了，红口白牙地说故事银行总不能相信吧，最后只能作罢并且顽qiáng地相信“咱家祖上阔过”。
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这事儿，我的那些叔叔姑妈还心如刀绞，总是祥林嫂般地念叨：怎么就都烧了呢？！
2、在澡堂里过一辈子
爷爷奶奶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都去世了。爷爷给我的印象是个文化不高，却非常儒雅，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的老人。
爷爷奶奶住在南京健康路旧王府的四合院里，房子很老，是太平天国时候留下的，放到现在要算文物了，只是最后像中国所有城市里的老建筑一样，在拆迁大cháo中被夷为平地了。那条街，也是南京城南的一条老巷，巷子里都是住了一辈子的老街坊，很像北京的老胡同。
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人的称谓要么是“同志”、“师傅”要么是“大叔”、“阿姨”之类，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出现了“小姐”、“先生”这样的称呼。刚到南京的时候我特别诧异的是，巷子里的左邻右舍见到我爷爷都喊“徐先生”。不光是对我爷爷，爷爷家的四合院里还住着一个老头儿，人很瘦，背有点儿驼，一天到晚咳嗽，别人也称他“王先生”。小时候我觉得这很奇怪，印象中只有在老电影里才会听到有人称呼别人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