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语文课本的空白处于是留下了这样一句怪话：“谁察你你就乖”。
有人解释唐代李廓的《上令狐舍人》诗：“宿客嫌吟苦，乖童恨睡迟。”说“乖”字是聪明机灵甚至驯服的意思，我不认为乖字有这么早就变乖。就各种文献资料比对，起码到了王实甫的《西厢记》里，“乖性儿”指的还是坏脾气呢。此外，在元人的戏曲之中，表示机灵的“乖觉”这样的字眼才刚刚诞生。冯梦龙形容爱人为“乖亲”，也是明朝的事了。
这个字之所以到了近代会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认为是从一代又一代的父母对孩子的“悖离”、“违背”之无奈叹息而来。当父母抱着好容易闹睡的孩子叹说“真是乖（坏的意思）啊！”的时候，其实是充满了疲累、怨怼和无奈的。然而，孩子毕竟还是睡着了，不是吗？抱怨的意义也就变得令人迷惑了。
张容对他妈妈最新的承诺是这样的：“到母亲节那一天，我会表现得乖一点。”
他妹妹及时察觉这话很不寻常，且牵涉到她的权益，马上严肃地问她哥：“我也需要这样吗？”
第16节：公jī缓臭屁（1）
7 公jī缓臭屁
“增加文言文的教材比例”似乎变成了家长们对于台湾十年教改之不耐所祭出的一枚翻天印。望重士林文苑的教授先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惟有增加文言文教材比例，才能有效提高学生们的语文竞争力和审美能力。
这事可不能人云亦云，而且说穿了会尴尬死人的。试问，哪一位教授或者作家能挺身而出，拿自己“文言文读得够多了”当范例，以证明提高文言文比例是一桩刻不容缓的盛举呢？或者反过来说，这些教授作家们是要把大半生的成就当做反面教材，认定自己就是因为文言文读得不够，才写到今天这个地步来的吗？
正因为每个人的写作成就不同——像我就认为同在支持提高文言文比例之列的余光中和张晓风两位，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作家，而李家同与文学的距离恐怕比我与慈善事业的距离还要远一点——这样把古典语文教育当群众运动来鼓chuī，不是宽估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专业论述价值，就是高估了自己作为一个公共人物的影响力，或者，根本低估了语文教育的复杂性。
语文教育不是一种单纯的沟通技术教育，也不只是一种孤立的审美教育，它是整体生活文化的一个总反应。我们能够有多少工具、多少能力、多少方法去反省和解释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能够维持多么丰富、深厚以及有创意的语文教育。一旦反对教育部政策的人士用教育部长的名字耍八十年前在胡适之身上耍过的口水玩笑，除了显示支持文言文教材比例之士已经词穷之外，恐怕只显示了他们和他们所要打倒的对手一样粗bào、一样媚俗、一样没教养。
“笨蛋！问题是经济。”的确是选举语言，克林顿一语点破了对手执政的困境，不是因为这是一句鄙俗的话，而是它唤起了或挑破了美国公民确实的生活感受。我们可以同样拿这话当套子跟主张提高（或降低）文言文教材的人说：“笨蛋！问题是怎么教。”有些时候，那种执意在课堂上qiáng调、灌输、酝酿、浸润的玩意儿，未必真能得到什么效果。
我女儿念过两个幼儿园，课堂上居然都教唐诗，不但教背，还教吟；不但吟，还要用方言吟；不但小班的妹妹学会了，她还教给了念一年级的哥哥。我自己为了进修认字，偶尔写些旧体诗，可是就怕我枯燥的解说挫折了孩子们对于古典的兴趣，所以从来不敢带着孩子读诗。有一回我儿子问我：“你写的平平仄仄平是不是就是妹妹唱的唐诗？”我想了半天，答称：“不是的，差得很远。”
第17节：公jī缓臭屁（2）
“那你能不能写点好玩的？”他说，“像妹妹唱的一样好玩？”
接着兄妹俩来了一句：“公——jī——缓——臭、屁！”
直到他们同声吟完了整首诗，我才知道，那是《登鹳鹊楼》：白日依山尽，huáng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趁机解释：“依”字和“入”字是动词，在前两句第三个字的位置。可是到了三、四句，动词跑到每句的第二个字“穷”和“上”了，是不是有上了一层楼的感觉呀？
他们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只反复朗诵念着他们觉得好玩儿极了的一句，并且放声大笑：“公——jī——缓——臭、屁！”
那是闽南语，意思是：“王之涣作品”。孩子们不要诗，他们要笑。你不能让他们笑，就不要给他们诗。诗，等他们老了，就回味过来了。我觉得幼儿园教对了，也并非因为那是“王之涣作品”，而是因为孩子们自己发现的“公jī缓臭屁”。
第18节：城狐社鼠
8 城狐社鼠
有一天我练习毛笔字，想着当日的政治新闻，不觉写下“城狐社鼠”的字样，就顺便指给孩子们看这成语里的两种动物。不是为了教他们什么，而是我喜欢看他们从字里寻找实物特征的模样。然而说到孩子们写字，是会引人叹气的——
一个七岁的孩子能把字写得多么好？我所见者不多，就不能说了。但是相对而言，一个七岁的孩子能把字写得多么糟？我可是天天都在见识着的。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跟张容说：“你写的字，我真看不下去。”
他立刻回答：“我知道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老师也是这样说的。”
他的老师头一次撕他的作业本子的时候，我非常不谅解。担心这对他的信心会有很大的伤害——虽然直到此刻，我还不能确认那样一把撕掉好几张作业纸会是完全无害的——但是我相信另一端的论理更糟，而且伪善。一位知名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兼科普作品翻译者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没有必要bī着孩子把字写好。她的理由很多，其中之一是“反正现在连手机按键都能输入中文了，何必还坚持手写文字呢？”
我之所以能拜读到她这种怪论，恰恰同撕作业本事件有关。当我向学校反映“老师不该撕学生本子”之后，学校教学辅导单位大概也觉得应该有另类的教学作为或想法来跟个别的老师沟通，于是发下了这样一篇文字，让老师和家长都参考参考。可是当我读完了这篇大作之后，反而吓得手脚发软了起来——直想在第一时间向我原先抗议的那位导师道歉。更不期然顶着科学研究之名的学者，对于教育松绑的实践，竟然已经到了这样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让我想起来同一个逻辑之下的另一批人：人本教育基金会算是指标了，他们当道了这么些年，所搞的那一套，说穿了就是“不作为的随机应变”。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先凝聚一批彼此也摸不清教育手段究竟伊于胡底的“清流”，大伙儿殊途同归地修理各式各样具有qiáng制训练性质的教育传统和策略，反正打着“不打孩子”的大旗，就像是取得了进步cháo流的尚方剑。如此，这批人士结合了种种具有时髦政治正确性的社会运动者，推广着一套大人发懒、小孩发呆的野放教育哲学，“森林小学”因之而流行了一整个学习世代，大约不能说没有发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