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对这个女人产生好奇；想了解她的过去，想知道她的生活，想追索出她曾经在如何如何之际而我当时又正如何如何。我在印着“乌日大旅社”字样的一张chuáng单底下展开了第一次探访：“你跟我说过你爸爸长了个铁脑袋瓜儿的故事。”
“嗯。”她掠了掠耳际的发梢，闭上眼，嘴角微扬着喘息。
“后来呢？”
“后来那颗脑袋瓜儿被人砍掉，掉进台湾海峡里去了。”
这就是红莲说故事的方式。坦白说，我在她讲到“掉进台湾海峡里去了”的那一刻，眼前确实浮现起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坠入湛蓝泛黑的海水里去的印象。然而它太不真实却又太qiáng烈，红莲的语气又过于简淡寻常，似乎不像是在刻意捏造什么惊魂摄魄的场面。
“怎么会这样？”我掀开chuáng单，像一根背后忽然松了压缩弹簧的橛子一样坐起来。
红莲略一皱眉，仍不肯睁眼，想了想，道：“大概那刀很利罢？”
“你在旁边吗？你那时候多大？”
终于她睁眼了，轻轻摇摇头，意思大约是说：“我不在旁边。”随即把只手从枕头底下探出来，曲张五指算了几回，又想了片刻，然后用食指和拇指比了个八九公分的距离，竟然低声笑着说：“这么大。”
“别开玩笑。”
“真的，这么大。我还在我妈的肚子里。”一面说着，红莲一面使劲儿将那chuáng单朝空一抖、抖成个帐篷，把我们都覆在下头，接着便捧起我的脸，鼻尖摩挲着我的脸颊，道：“告诉过你我比你大很多很多，你还想知道什么就尽管来罢！”我们立刻又来了一回合。
再度说起同一个话题恐怕又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了。也许在积穗那家罕见的日式木造客栈的小阁楼上，也许在平镇那家兼作西药房生意、取名为“平镇雅筑”的民宿。我忘了什么原因——也许是壁间挂了帧印着湍急瀑布照片的月历，也许那月历上的照片不是瀑布而是碧波与海船，或者根本没有那样的月历而纯属毫无情由的遐想使然。总之我又问了她一次：“你爸的头真是被砍掉的？”
她睨我一眼，是那种何必大惊小怪以及小事不足挂齿的表情，点了点头。
“为什么？”
红莲认真思索了片刻，又给了我一个迷雾中闪炽着小灯泡似的答案，简洁、炫目、忽焉而逝但令人难以忘怀：“应该是因为huáng金罢？他帮政府运了太多huáng金出来。那么多怎么可能不出事？”
我记得当时我并没有追问下去。原因很简单，那颗其实我并不关心、和我也没有一丁点儿关系的脑袋瓜儿恐怕又已牵涉到许多我无能负荷的内幕。或者——我该更诚实一些——在无比渴望着红莲那丰美的肉体的同时，我并不敢再深入窥探其中还有什么诱人的秘密，以免那秘密一旦揭露开来，我便会再失去她一次。
可以说抱着一种忐忑的意绪，我继续和红莲维持着那种尽情垦掘对方身体的游戏关系。然而在另一方面，我随时随地能够意识到自己对她的隐瞒和提防。比方说，我始终没有告诉她，其实我后来从彭师母那儿听到了“铁头昆仑”初展神威故事的更多细节，我还知道她的爸爸就在那一次事件中结识了一个后来当上资政的人物。这种隐瞒和提防或恐只是男女之间一个无足轻重的、玩笑式的角力，仿佛握有某个（尽管并不重要的）秘密的一方便取得了某种jīng神上的、极其抽象的优势。我甚至偶尔还会这样想：等我老了以后——我是说要等我老到都已经不知道jī巴硬起来是个什么感觉以后——我若突然把我所知道的欧阳昆仑告诉红莲，那么，她的脸上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
然而，无须等到那么久——我在三十五岁那年便已瞿然惊见自己所握有的秘密其实微不足道，且在我自以为比红莲多知道了一些什么的时候，早就成为握在别人手中的某个秘密的一小部分——家父朝我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要再扫了”。我放下笤帚和簸箕，随他走进他的房间。门一开，扑面迎来的是一阵混合着蟑螂蛋、霉斑、cháo透了之后蒸出盐渍酸梅香气的油印资料纸和蛀虫啃啮成粉屑的楠木所发出的味道。我许多年未曾进入这个房门，忽然产生一种里面比以前小了很多的错觉——稍后才注意到这错觉是因为房间里又堆叠塞放了较原先多出几倍不止的书籍、图录、卷轴和资料夹，最令我讶异的是书桌右边多了张矮几，下置滚轮，几面上端端正正架设着一部我从来不曾碰过、也不曾想到会去使用的电脑。
“九年代了嘛。”家父大约是从我看那电脑屏幕时目瞪口呆的神色中揣摩出我的惊诧，便带些赧意地说了一句。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轮到我面红耳赤、骨悚心虚——家父从电脑主机和矮几之间的缝隙里抽出一个牛皮纸封递过来：“是行家拍的。”
一时之间很难判断家父所谓的“行家”指的是摄影技术方面的行家，还是跟监侦伺方面的行家。不过，照片的确拍得极好，每张洗成八乘十的大小，曝光正确且层次分明，虽然都是黑白底片摄制，却因为冲晒技术细腻入微而颇能传神。至于所拍摄的内容——一言以蔽之曰：我和红莲在打pào。
站在自己的父亲面前端详自己妖jīng打架的模样能有多么尴尬就无须赘述了。我匆匆瞄了两眼，十足体会那无地自容的滋味。倒是家父显得相当从容，不疾不徐地说道：“一共寄来了十八张，应该是用那种高jīng密度的特殊底片拍下来的——依我看，只有拍航照图之类的单位才用得上那种底片。你是碰上‘专门的’了。”
我这也才注意到，十八张照片并非一时一地之作。照片里我的容貌和体态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剃了个大光头的一张靠近右侧的位置有一扇教窗帘给掩去半边的窗户，没掩住的半边透着光，可以约莫看出窗外公路上弥漫着镇日不落的灰烟尘埃，和“乌日大”三个颜体正楷招牌字。其次，我趴在红莲身上（采“传教士”姿势）冲刺的一张下方——也就是距镜头较近的位置——放置着一个侧面印了“平镇雅筑”字样的火柴盒。除了这两张之外，其余大多没有明确的地理标示。不过，照片中的我头发越蓄越长，可见是服役中期以降乃至退伍之后的几年间陆续拍摄下来的。其中有三四张里的我肚腩肥厚，有如怀孕四五个月的妇人，那显然是九年代以来的一年半之间拍的。倒是红莲一点儿没有改变——除了头发或稍长些、或稍短些，几乎辨认不出这前后跨越了十年的岁月在她身上留下过任何痕迹。
在那样认真看着每一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乍然绽开的羞惭窘迫之情竟尔习习褪去。毋宁可以说是在家父带些宽纵意味的眼神鼓舞之下，近乎谐谑地——一如用笤帚去拂扫他的脚趾头那般——我随手抽出一张晃了晃，道：“要是有人拿我儿子的这种照片给我看，我会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