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假山右方，另有几竿竹子，竹栽成一字排列，像是斜斜地把整个画面切分成大小不一的两块，右边较小的这一块上既无庭院、也无人迹，竟是一方菜畦。畦间的确冒出一丛一丛的菜叶子，一旁还搁着个水桶，桶中盛了清水，舀水的木勺子给人随手扔在地上。
在菜园的外头——也就是画幅的最右边，竟然是一阵乌滚滚、灰蒙蒙的烟雾，其间还夹杂着犀白的波纹，有如龙卷风的一般。这一部分十分昏沉黯淡，所幸叫一座挂衣服的立架给遮去了，是以还不怎么碍眼。
有好一段时日，我每天站在墙边，仰脸观看那张画，非常羡慕古人居家能有那么大的一座宅院。比之我们住的鸽笼眷舍，其宽敞舒适不知凡几。有一次我同家父说：很想搬到那画中的大院子里去住，家父说：“你要是真住进这张画里，洗澡的风光不都让刘家的给看去了。”
不过这沮丧不了我日日在画前观看、摹想的兴趣。我甚至替那画中的古人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红大哥”，一个叫“蓝二哥”，他俩的故事大约就是当官的“红大哥”请小老百姓“蓝二哥”做客吃饭，喝“五加皮”、喊“四季财”、“八匹马”，几乎就是家父和我老大哥饮酒划拳的情致。
偏有那么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家母嘟囔我筷子拿得不好，将来长大了出门做客要闹笑话给人说咱们家教不严。我抗声应道：“人家‘蓝二哥’也不会拿筷子。”
家父漫不经心地问：“‘蓝二哥’又是什么人？”
我随手朝壁上的画一指：“他。”
家父顺势看一眼那画，扒了两口饭，想想不放心，碗筷一搁，起身上前，觑眼睇了睇画上的“红大哥”和“蓝二哥”，退两步再将整幅画左右打量了一回，匆忙咽下食物，回头跟家母说：“方凤梧作画向例不用典——这画，不是他的。”
“假的？”家母怔了一怔，道，“假就假罢。说咱家有幅真画人家也不信，挂上了还得瞎操心。”
“不是真假的问题，是这画里另有门道——”家父沉吟道，“既然是万老爷子所藏，又不是方凤梧的真迹，难道会是他画的那一张么？会是那一张么？”
这张画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给取下来的，我已经记不得了。总之“红大哥”和“蓝二哥”对酌的光景倏尔消失，要直到几十年后我按着徐老三的小册子找着已经改头换面的“人文书店”，才又看见它，也才完全看懂了图中的典故，知道了画外的故事。在一九六六、六七年间，我很快地就忘了那张画，因为家父嫌那画勾起他不堪回首的往事，托人变卖，不意竟得了个好价钱，买了一台电视机。
可以先附带提点的是：那张画画的是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不消说，“红大哥”正是丞相曹操、“蓝二哥”则是使君刘备。典出《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
昔日汉献帝立朝，曹操专擅，成“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局。献帝无可奈何，只有血书衣带诏jiāo付国舅董承，意图号召“十义”，共聚天下兵马伐曹。是时刘备寄人篱下，凡事俯仰曹操之意，不得不假事学圃，权扮种菜园丁。未料忽然有这么一天，关、张不在，曹操派了许褚、张辽引数十人入园，来请使君过相府酣宴。席间曹操遥指空中密云“龙挂”，谓：“方今chūn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又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一来，让刘备吃了一惊，还以为曹操看出他的私志潜谋，遂使“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偏在此时天雨将至，雷声大作，刘备乃假意怕雷声，将场面掩饰过去，也当下巧释权jian之疑。
只不过在我遐想着“红大哥”和“蓝二哥”的童岁月，并不知道这张画其实藏着个典故，更不知道借由这画中典故传递消息的正是日后的“面具爷爷”李绶武——画纸上的曹操与刘备则分别隐喻着“老头子”和万砚方。
由于前后都没有落款，亦未题识时间，乍看之下，这画不过是张融人物、树石于一景的作品，除了工笔描绘的细节生动入微之外，并无异常之处。然而，真的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么？如果我在一九六七年时便有足够的智慧读懂《神医妙画方凤梧》，则想必会发现：万砚方之所以珍藏这幅画，岂是因为他看不出这画出自仿手？相反的，正因他知道这画看来像极了方凤梧的手笔、却出自仿伪，遂从而明白，仿画者乃是要借拟似的笔墨来唤起注意，一旦看出这画之于方凤梧的真迹只是“形似而神非”之时，观画者已经了悟了画中用典的喻义是在提醒他：“老头子”（曹操）对万砚方（刘备）是存有猜杀之意的。更隐微蕴藉的是：刘备以一个捏造的遁辞——畏雷——掩饰其“失惊落箸”的真相，而仿画者又何尝不是以一种捏造的方式来揭示观画者真实的处境呢？
这样说似乎把情形描述得过于抽象了；其实不然。在《神医妙画方凤梧》这本书里，就曾经具体叙及这一桩借工笔细绘之图传达秘密讯息的事件梗概。我先把这几段文字翻译成白话文，夹附于此：“我的老师方凤梧先生一向以为：绘画这门艺术有几个渐进的层次。首先是求形貌近似实物，因为不经过这一阶段，画家便不能体会自己和外物之间的关系。修养稍微高些的画家便不会以形似为满足，他还会要求作品能够表达意义，这是第二个层次。若要更进一步，画家更应视其作品为表现某一意义的唯一形式，而非表现普遍意义的寻常形式，这是第三个层次。再进一步，画家还应当注意，某画是在向某人传达某义，而非向所有的人传达某义，是以画家还须懂得如何让这唯一的意义只容会心人赏识——这便是第四个层次了。一旦进入这个层次，一幅绘画便犹如一封私人的信函，写信的人和读信的人都会感悟到彼此之间无上的契合。
“方凤梧先生作画秉持此理，行医亦然。对于看似同一病征的患者，他从不开相同的药方，总在千方百计诊查出病家如何饮食起居、行止坐息的诸般细节之后，仍不肯轻易施针用药。他总是这样说：‘针药方剂如丹朱水墨，须在极微小处留意全局，偶一不慎，反而贻祸深远。一张画画坏了，还可以废弃不顾，拿来糊窗糊壁、覆瓿覆盎；但是一场病诊误了，岂不戕贼性命？那就伤天害理了。’
“从这一点去看，方凤梧先生的绘画艺术倒极有可能是从他对个别病理的体会起步，而发展出前面所说到的四个层次。一幅画的美妙，既不在它如何图真形似，亦不在它如何寓意存思，而是在它如何显藏露隐，使某个观画的人能独得所悟——一幅卓越的绘画，就像一帖高明的药方，恰好只能适用于一个需要它的对象。得着那帖药方而痊愈的病家倘若不止一个，只能看成是病家的运气、福祉，而不该是医者追求的目的。同样地，一位优秀的画家的任何一幅画，或许只是为了向某一个独特的观画者传递一个知音识趣的召唤，倘若这幅画不只得着一个知音识趣的观者，只能看成是观画者的获益，而非画家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