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差一步，高阳老弟！还差一步。别忘了陈光甫是人家哥老会的洪英光棍。”
“那么、那么——”我迟疑了，十分自然地嗫嚅道，“居然还是那洪达展！”
魏三爷深深一颔首，道：“不错。可笑那项迪豪一心只想着《莫家拳谱》，未到手时寝不安席；既到手了，仍复食不知味，成天价闭门修习熬炼，实指望真能学成一副‘天下无敌水无边’的身手，好去北京亲自料理了飘花门的残徒余孽。他却始终不知道：自家海南仓库里竟然堆放着足可敌国的钱钞呢！
“至于莫人杰，即令解决了债务、分润了钱财，顶着个死厨子的姓名，依旧想过他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荒唐日子。可老家是待不下去了，便由洪达展安排，往香港落脚。洪达展足跨政商两界，兑旧港币更上层楼，可说是得意风光之极，在青岛、上海、南京各地都置着产业，香港自不例外。从另一方面设想，他也不希望莫人杰在内地招摇，因此买下了湾仔地区一座相当讲究的宅子，原名叫‘千岁馆’——”
“‘千岁馆’我知道的。那是抗战初期日本驻港情报机关在湾仔地区设立的一个俱乐部。”我亦点头应之，“倒是不对外营业，日本人称之为‘会员制’。我在写《粉墨chūn秋》的时候注意过这条材料，可惜用不上。”
“其实‘千岁馆’就是个专门接待各地前往香港跟日本军部办jiāo涉的大小汉jian的招待所。”魏三爷道，“洪达展买下来是有眼光的。试想：战后再要同日本人做起生意来，此地宁非佳处？可是他碍于身为中枢要员，坐拥一片日寇的物业，自不好明目张胆，遂委了莫人杰前去经营，直到一九四九年为止。
“可怜人算不如天算，洪达展做梦也不会料到：连他自己都是糊里糊涂跟着‘老头子’的部队播迁来台，又哪里顾得上莫人杰的出处呢？然而此子自年少之时便溷迹江湖，跟着洪达展耳濡目染个几年下来，当然也学了不少手段。加之以香港弹丸之地，龙蛇混杂、风尘嚣攘，反倒让莫人杰jiāo际了不少人物。其中有一个人，姓连名贯，原先gān过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副主任。此人jīng通摄影技术，冲晒放大，无不娴巧，尤善于以长焦距镜头偷拍人物，曾于抗战中期摄得五六十张出入‘千岁馆’的汉jian照片，算是替共产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一九四九年中，神州变色，国民党迁台，共产党人民政府成立，少不得论功行赏。这位连贯便成了大陆驻港办事处的主任，一日旧地重游，大约是向莫人杰chuī嘘起曾经在‘千岁馆’从事秘密工作的往事，莫人杰也约莫是透过了连贯的这层jiāo往关系，才又找着了‘那一边’的靠山。只不过海峡迢递、竹幕深垂，魏三对这其中的关节榫目，所知也仅止于此——倒是洪达展这一边，不得不另有一套说法和做法。这，就株连到日后的一宗大难了。”
魏三爷说到这里，我恍然若有所悟，而其情犹似隔靴搔痒，抓不着要害，只好凭着直觉一猜：“外间虽然不知道是洪达展一手安排那莫人杰‘借尸还魂’，可香港在地的人物却总该听说过他盘下‘千岁馆’，乃至于jiāo给一个叫‘周鸿庆’之名的人经营的事罢？”
“这正是症结所在！”魏三爷撮起口唇，“呼呼”怪笑了几声，才道，“当年国共作殊死战，‘老头子’坐失大片江山，退居蕞尔之岛，仇‘匪’恨‘匪’之念，须臾未曾释怀，自然无时无刻不透过各方特务人员潜赴各地打探敌我虚实，俾能早日反攻。试想：近在咫尺、位居要津的洪达展在香港方面有那么一层不尴不尬的老关系，居然还攀上了共产党在八路军时代的特务头子，他该如何向‘老头子’jiāo代？”
“我看他没法子jiāo代。”我不觉冷笑了两声——设身处地以洪达展的立场琢磨，其情倒颇似周弃公口中那有苦难言的“钱收发”，因为一旦和盘托出，说不定还会扯出当年如何教唆莫人杰觅佣代死的旧案来。
“这就是你们写小说的斗不过玩儿政治的了！”魏三爷似乎早知我会有此一答，当下如此应道；可是一转瞬间，又“呼呼”笑了两声，摇晃着脑袋，叹了口气，“唉！也别说你，当年就连我们‘老爷子’、外加一个我，乃至身在极峰的‘老头子’都未曾料到，洪达展给咱们变了个偌大的帽子戏法儿。要说有能看出了那戏法儿的，恐怕只有一个李绶武。可谁叫他外号人称‘哑巢父’——明明窥出了底蕴，却始终不肯揭穿。”魏三爷接着试探地问了一句，“高阳老弟，你还记得当年有那么一个‘反共自觉运动’否？”
我略略迟疑片刻，点了点头，道：“怎么不记得？”
那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三月间的事。早在一九五九年中，我已经服务军职满十周年、离开了王叔铭总长的幕僚，且经林适存先生（笔名南郭）之引荐，由中华日报郑品聪社长聘为特约主笔，负责撰写些社论、专栏之类的稿子，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一个运动自然不陌生。
这个运动表面上是“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中将发起的，目的是在鼓励那些曾经一时“为共党引诱、胁迫、欺骗，而不得不与匪jiāo往、接触、周旋的人士”自动出面向警总表白。举凡涉有违反《惩治叛乱条例》第二至七条、《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及十三条者，以及曾有附“匪”情事而未办理自首、登记，或自首、登记得不彻底、不诚实者，皆可以在三月一日到四月三十日间向警总办理自觉。此外，这个运动还有另一项内容，那就是“凡确信某人在台有‘匪谍’嫌疑，虽因缺乏有力证据、却有向政府报告之必要、以免涉及‘知匪不报’之罪者，亦得在此期间向有关单位举发。”这个运动还将“反共自觉表白之事实”的时空范围推溯、拓展至“共党武装叛乱以前”、“发生地区非仅台湾，大陆、国外亦包括在内”。
从表面上看，“自白免责”之举是当年“安定后方、巩固复兴基地”的措施，也是受屈遭谤者洗刷嫌疑、还我清白的机会。可是既要人自觉表白，何以又加上一段鼓励检举的内容？当是时，我看出其中有这么一个逻辑上的牾，遂写了一篇社论，题曰：《既云纵之，何复枉之？——关于反共自觉运动目标与作法的商榷》。文章给上头压了下来，郑社长很委婉地向我解释：关于这个题目，已另有轮值主笔撰就一文，我这一篇，他只好“留中不发”了。然而在面谈结束之际，他语重心长地向我面授机宜，道：“高阳兄，日后再碰上这种看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政令，你就该明白，它是两股势力调不匀、斗不拢的结果。以‘今上’的驭下之术，就是‘存而不论、以待来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