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我倾身斜欹、抢忙将车窗完全摇落，道，“弃公是怎么说的？”
“他说你有造史之才，必可为吾等沉冤丧志之辈一探究竟、再著汗青呢！”
魏三爷说到这里，旋踵往车尾踅去。待我再一回头，右侧窗外仅见迎送人cháo熙来攘往，哪里还有他的踪影？至于后事若何，我只能顺着周弃公之言，学唐代刘知幾在《史通·忤时》中的浩叹：真是“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啊！
且说到了大阪之后，住进旅馆，其情确如魏三爷所言：我放在chuáng头几上的名片不翼而飞——不过丢失的不只是名片，梁上君子连那瓶白兰地亦一并取去。次日huáng昏游京都之寺町通食街，我本欲遵魏三爷所嘱，持另一瓶威士忌在手，以为认记。无奈同行的张大chūn坚持要替我将拿，后生小子礼敬之意甚坚，我亦不便qiáng拒。一路走了几里，正渐感索然之际，忽听大chūn一声恶吼，那瓶威士忌遂为一名头染绿发、足登风火轮之少年撞落，当下粉碎淋漓。大chūn与之论理，争奈言语不通，相互咆哮一阵，也就悻悻然散去。魏三爷说的那张名片，自然也就杳如huáng鹤了。倒是那一夜同大chūn至一风韵如醇醪的徐娘所开设的小酒肆吃京料理，纵饮剧谈，说起风水命理之学。不道此子亦读过《奇门遁甲术概要》，此书偏是魏三爷临行所赠者之一，刻正在我箧中，遂与大chūn讨论数刻，惜其涵泳不足，莫可深议，乃罢。
原以为魏三爷jiāo代的任务就此泡汤，虽然事不关己，仍未免有些懊恼。就在旅馆狭仄的房间之中惆怅着，电话铃响了。甫一接听、愁眉乍展——居然是驹正chūn，劈头第一句话便是：“替你持酒的那年轻人是谁？”我告以是一位同团旅行的年轻作家。驹正chūn沉吟片刻，道：“险些误我大事。不过，这个团你不要跟了。我已查过，此团明日再回大阪，转赴伊豆。你向杂志社方面告个假，伊豆风吕就留待来兹罢。你随我先留大阪，再去东京会团，可否？”
驹正chūn并没有告诉我，之所以希望我脱队是否皆因大chūn之不可信，不过他却坦然说明：若非我在那家吃京料理的小酒肆中谈到《奇门遁甲术概要》里的一些修辞细节，他是不会再致电联络的。回想起来，我与大chūn所讨论的“天冲值辰，鲤鱼上树，白虎出山，僧成群”一段文字，正出自魏三爷那一天夹放名片的书页之间，说来不无凑巧——倒是驹正chūn及其门下耳目侦伺之严、网罗之密，殆如明末阉党之“缇骑”，恐怕便非机缘际会所能解释。试问：难道连小酒肆中那位年可四十、薄施脂粉、举止娴雅的中年美妇竟也会是伊贺忍者的眼线么？真叫人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关于旅行团所见所闻，我另有《神往神田——兼谈日本的酒》一文记之，在此不赘。然而驹正chūn邀我滞留大阪一日的事，却须在此随手一志。
原来前一夜如由我亲自持酒而行，则一切按计划行事，我自按名片背面所载之地址去访书，也就见着了驹正chūn。可是叫大chūn这么一搅和，驹正chūn颇为见疑，深恐另有尴尬。我也只得向主办单位声称不耐团体生活，又须在旅次之间赶稿，还是脱队独游为宜。至此，驹正chūn更不放心我独游了，索性仍约在我去过的那家小酒肆——只不过连日二度造访，我已经没有心情欣赏那位“徐娘风味胜雏年”的美丽女主人了。
我依约到达，两人打过照面，并无寒暄——这跟以往是截然不同的——驹正chūn正色告我：第一，书就在我盘腿趺坐的榻榻米底下一只暗屉之中，散会之后再取，回到旅馆再看。第二，返台时将书置入随身行李之中，切勿打包托运。第三，旅次慎防有人掉包或窃取，如果可能，尽量随时照看注意。
jiāo代完这些，驹正chūn苦笑了一下，摇头无奈道：“如此见面也好，这是自己人的地方，你我兄弟还可以多说两句知心话。只不过——”说到这里，他举目四顾，似是十分之不舍地环看了我们所置身这间雅室，叹了口长气。我随他视线望去，才发现此室乃阁中之阁，占地仅两席大小，矮几软垫、银灯泥垆，梁木虽低，却略无迫促之感，反而因为空间不甚宽敞，一应陈设，转瞬而尽收眼帘。我忽有所悟，道：“昨宵与大chūn来，倒不曾留意有此雅室——今夜一见，才明白陶渊明那句‘审容膝之易安’并非穷酸人自慰之语。”一面说着，我才又看见身后阑gān之外竟是一座小小的梯间，曲径通幽，不知伊于胡底。
驹正chūn待我游观数过，才拊掌唤那美妇前来，以日语说了一大串，我只听出他句句用的都是敬语、辞气极其恳切，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美妇亦和颜悦色地应了几句，间或也瞄了这房间两眼，微笑称答，仿佛十分同意，并随手朝我身后阑gān上所贴的纸条比画了一下。不多时，清酒小菜捧上来了，四碟二碗，双盏对壶，的确jīng洁讲究。量固不多，我亦无心贪醉图饱，却是驹正chūn快人快语道：“你这一趟来，必定满腹狐疑，请无须客气，驹正chūn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是。”
“其实也只两问而已。”我自斟一盏，敬了他一敬，道，“这《肉笔浮世绘》似与情治单位和秘密帮会之间有什么？敢问其详。此外，你老兄和此事又有什么关系？试说其故。”
驹正chūn似乎早已预知我会有此二问，闻言一举盏，仰饮立尽，笑道：“先说段往事罢！那是昭和三十八年九月间的事了——”
昭和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三年。早在八月二十日上，日本池田勇人内阁突然宣布通过帮助大陆筹建一所人造纤维工厂的贷款案，价值高达两千万美元。此举在台北方面视之，不啻“援匪”，自然是极不友好的行动，便由“外jiāo部”训令“驻日大使”张厉生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正抗议。当时已应美国国务院之邀、正准备起程赴美会晤肯尼迪总统的“太子爷”也暗中作了一个行程上的安排：倘若池田内阁有意片面改变与“国府”的关系，他会在回台途中秘密取道日本，亲自斡旋其事。
然而无论美、日乃至“国府”方面知其详情者甚鲜：实则这一笔贷款中的半数——也就是将近一千万美元——是由台湾方面某匿名人士提供，该人士的条件有三：第一，一旦“国府”循外jiāo途径向日方施压，池田内阁则可宣布以更优惠延期付款方式继续加qiáng对台贸易，但是贸易商品将由该人士代理。第二，“国府”与日龃龉期间，池田勇人得择期公开表示（或透过他国媒体访问途径）“国府”没有“光复大陆”的希望或意图。第三，为因应建厂工程需要，日本应邀请大陆先派遣一机具考察团赴日观摩、参访，其中一名团员将由这位匿名人士指定。
这三项台面底下的协议，池田内阁都做到了。那个全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油压机械友好访问考察团”的组织在同年九月二十四日抵达东京，预订全程考察时间为期两周，其中一位经指定邀请赴日的团员叫“周鸿庆”。早在此前的十二天和六天上，池田勇人已经分别发表了两次公开谈话——九月十二日、星期四，他重申协助大陆建厂的决定不变，并且宣示了对“国府”方面的贸易优惠方针。九月十八日、星期三，则在应答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特别qiáng调：“日本对华政策并无改变；不过据日方了解，‘中华民国’政府似已无‘反攻大陆’之希望，亚洲和平将系于经贸活动之加qiáng，各国间才有共存共荣之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