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由于他的意识犹在懵懂茫昧之境，四肢仍骛踢乱打，一推手、一蹬足，都发乎一股刚猛qiáng烈的求生意志，所谓“气随意到、力从意出”，每一动作都有挟泰山以超北海的万钧剧力，源源泻出，鼓dàng波涛，益添澎湃。
此时倘或有那不知情的乡人打从沟旁林中经过，便可以清清楚楚望见：在这宽不及数丈的沟口之中，仿佛有蛟龙guī怪正在大雨之中兴风作làng，将原本已十分湍激的河面更卷出一只径足六尺、高可九尺的碗状水涡，这水涡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倏忽在南、倏忽在北，并无瞬息歇止，然而每一冲撞，都将沟口沿儿上的土石泥沙扫拂崩坍个尺许见方。如此一来，不到一时半刻之间，九丈沟已经成了十八丈沟——原来邻河杂生的一gān乔木、灌木之属更哪堪波墙摧击？先是枝叶横飞、继之根张露，再加雨水冲刷，但见一株株原本生机盎然的树丛登时成了大大小小的秃木，纷纷然倾入急流之中，载浮载沉、漂向无以根柢攀附的荒江野渡。
其实随波逐流的尚不只是土石树木而已，传闻中那批刊刻了“武藏十要”秘笈的佛头一共有八十四颗，也被李绶武那身泥丸功内力所排dàng冲注的qiáng大水流搅晃得翻腾上下、欹侧歪斜，彼此撞击几回，一个个儿从一艘原本是运木材的沉船之中散落。体积大些、重量足些的便坠触河chuáng、掩埋于淤泥之内；体积小些、重量轻些的也就乘làng随流、沿河而去。传闻中可以力敌十万雄师的佛门武学从此万劫不复——其中十九颗在五十年后为渔夫网得，佛头顶门上的xué窍早已斑驳蚀毁，竟无通人能识，有当地考古专家疑其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为同时代产物，遂撰文发详，推测这一十九颗佛头可以作为佛教初传时已远及齐鲁区域的证据，其孤执浅妄如此，便不值得赘辩了。
且说李绶武灭顶河中，但凭半口气息撑持，一阵手舞足蹈下来，居然将身外数尺之间的水流排拨得涓滴不能沾附，体内则渐渐热了起来。实则这正是丹田泥丸自得法语所谓“活泼”妙用的结果。打个譬喻来形容：这泥丸好比是今世之人建筑水坝，复在坝底增设一部巨大的发电机，借宣泄而下的奔流再将水势引回渊源所从来之处，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息。李绶武固无意逞弄什么功法，未料却在生死一线的关头将这泥丸功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看他身骨一热，更不觉得呼吸窒闷了，本能地觑张眼帘，不觉骇然：自己竟置身在一个好似巨钵大碗的漩涡之中，手脚则全然不由自主地挥拂腾踊，推打纵跃。李绶武当即了悟：这是内气充盈、元灵周转所致，只不知随身纸封溅湿了否？偏是为这张画再一分神，李绶武那源源勃发的内力顿时散了，可一条身躯却叫周围那环堵拢聚、飞速旋转的碗状水涡狠狠抛弹出去，李绶武扑面栽下，伏在一大片毒藤之上，只匆匆一刻之内，满颊奇痒难熬，稍一挠抓，浸毒孔xué便破皮溃血，留下了个终身的瘢记。
以上的两千九百字是我第二个失败的尝试。它的问题是大量堆砌的动作描述成为一种类似惯性书写的效应，让小说钻进了李绶武无意间只手摧毁武林奇珍的枝节，如此我便根本无法jiāo代“南昌行营”的内幕和白莲教、丐帮之间的勾斗背景——他们通通被一场bào雨和两颊麻瘢给挤压掉了。
如果说这是创作上的瓶颈，未免言过其实，因为这两起失败都是我到达“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当天午后百无聊赖之下信笔涂鸦，纯以纪实备忘为目的的书写。当时的环境——一个用污浊、肮脏、窳陋、破败皆不足以形容的所在——的确刺激着我以极为流畅快捷的速度在高阳那叠残稿的背面踏出了《城邦bào力团》的两小步。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语词甚至每一个字、每一撇捺钩点缘笔落下、覆盖在透印着高阳字迹的纸面上时，我都仿佛吸吮到一口清凉、甘洌又甜美的泉露，吞入一腔来自翠绿色森林叶尖吐放的新鲜空气，得着了释放。然而我并不知道，当天夜晚却是一次漫长囚禁的开始。九点三十分整，墙上挂钟顶端的两扇小木门蓦地打开，伸出一只锈掉的弹簧，弹簧照样“咕谷”地叫了一声。魏谊正竟是从通道口里面出来的，身后跟着个秃子，等那秃子顺手戴上牛屎帽，我才认出他是赵太初。万得福忽然不知打从地狱的哪一层底下冒出来一句：“到齐啦！”在抄录我的第三次失败的小说开场之前我应该说明这些，因为这一次尝试正是那天晚上九点半以后发生的事。
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在感觉这所医院像一条通道之前，我一直以为它只是个长宽各约五公尺的房间，临街的落地长窗已经有一百年没透进光线来的模样。朝外望去，勉qiáng能穿过拼凑着不同图案的毛玻璃望见铁栅栏的轮廓，且很难分辨室外究竟是昼是夜。室内左右两扇墙亦皆无窗，但是由于张挂着几十年份的月历、日历的缘故，极易使人产生一种窗格的错觉。剩下的一面墙上挂着幅古画——它曾经挂在我年幼时所居住过的眷村泥壁上，权充补缝的挡板。画的右边是一座洋式壁钟，钟摆给关在一个长条形的木盒子里，隔着一层只剩下半截的玻璃让人看见它还在左右摇晃。它几乎是房间里唯一能动的东西。画的左边则是一座没有门扇的三面木框，框后就是我所谓的通道了。不过，在无人出入之际，这通道口看来和一块黑布幔没什么两样。
此刻通道口已经不再有什么人出来而恢复它yīn暗的面目。众人围着张破圆桌坐定了——背对着那幅画的上首是不时敲打着一双银筷子的魏谊正；他们有时称他“三爷”，有时称他“魏三爷”，偶尔有人称“慧叔”，他也答应。坐在他右侧的是李绶武，一个留着长指甲、戴了副深度近视镜的麻子。李绶武的右边就是我了。我坐的椅子没有扶手。我老大哥比我还次一级，他半撅着屁股蹭靠在一只高脚板凳上，也算是坐了，脖子倒伸得挺长，几乎遮住我右边的孙孝胥——其实遮住了也好。因为孙孝胥满头满脸（恐怕身体四肢亦然）都涂抹着半似泥、半似膏状泛着油光的药物——据说若不如此，不出几个时辰就有瘫溃皮烂之虞，再耽延三两日，一身肌肤便要作脓血化了。孙孝胥的右边是huáng须大板牙、都喊他“痴扁鹊”的汪勋如。汪勋如正在同他右边的赵太初窃窃私语，我听不见，可看得出是那种彼此都未必十分认真却作势万分严峻的争执。和魏谊正比肩而坐的是紫色同字脸的钱静农。钱静农就像九年前考我硕士资格口试的时候一样，不时朝我颔首微笑，似是在沉默中与人jiāo谈甚欢的一种疯像。他的右后方是银发包头的万得福。看那躬背探颈的姿态，人应该也是蹭靠在一张板凳上的。
“数儿不对！人不对！年月日时没有一样对！”赵太初的嗓门儿猛可大了起来，环视众人一圈，道，“此会当须八人，中有一肖蛇者，时在己卯之冬。如今我等是九个，却无半个肖蛇的，距己卯又尚有七年，岂不全乱了套？”说着，挥手朝身后墙上的牌历指画了一圈，眼睛却盯在我的脸上，哼了一鼻子，道：“我与此子结识，尚在诸位之前，他是丁酉年生人，我早就打听过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