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伸了个懒腰，又站起来抖擞两下手脚，但觉神清气慡，且筋肉骨血之间似有十分qiáng健的一股力气，直要朝外撑皮破肤，爆发出来。
“如果你两岁的时候就会了这个——”我本来想说的是“那为什么还会受我那么些欺负？”可是话到口边，说不出来，当然是怕提醒了这个真有两把刷子的愣头。
“那时候只当口诀是儿歌那样背了、唱了，其实什么也不会。”孙小六说，“这是我学的第一门手艺，直到最近这一年我才会用一点。比起后来的几次，那算是最轻松的了。”
“这是一种——武功吗？”我比手划脚了几下，无意间一掌打在一支水泥树桩上，手不疼，那墩子倒扑散开一阵尘沙，还摇晃了两下。仿佛经孙小六那么一折腾，我连气力也长了几分。
“可以说不是，也可以说是。”孙小六一面说，一面翻身跳上那个绳梯架子，躺平了，对着蓝天白云深呼吸了几下，道，“反正后来我那些师父都说，大牙爷爷把他一身的功夫都传给我了。可惜我再也没见过他，唉——如果有人问我，我最想念的人是谁？我就会说是他，那个大牙爷爷。可是真糟糕，那时我实在太小太小，只记得他的两颗大门牙。”
26 第三本书
《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是在此之前不知多久我曾经翻过的一本书，翻阅它的时候，我大约就像一条河chuáng上的一颗小卵石，任弱水三千淙淙流过，在阅读的当下（或许）有一种愉悦、丰饶的幸福之感。但是诚如我曾经说过的，我并没有像那些爱读书、擅读书的人一样，从头至尾，细细品味，以致留有深刻的印象，或者得着宝贵的教训。我不是那样的人。多年来我读书几乎从未终卷，总是在读到差不多的地方为了不要对这本书得着什么样的“结论”而下意识地匆匆逃开——也就是从这本书里随便拣拾一个疑惑、一个难题，然后逃到另一本可能藏有解答的书里去。《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经我翻读寓目的。那是某个午后，在台北市重庆南路的一爿书店“三民书局”之中，我用这种接驳式阅读法所读到的第三本书。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其间我终于勉qiáng写完那篇硕士论文《西汉文学环境》，当了兵，gān了两年专业作家，还给某家因解严而得以开办的晚报做了一任副刊主编，同时回到母校辅仁大学任教一两门有关现代小说和散文的课程，将近十年混下来，开始有不少读者透过我写的作品知道了我这个人，也有些媒体刊物因为缺少填充版面的材料而报导了我的生活、我的工作乃至我不知节制随口跟人闲扯瞎说的一些对社会也好、对政治也好、对随便什么狗屁公共领域的什么狗屁意见。于是认识我的人逐渐增加了，我能够像老鼠一样过着那种随处躲藏、随时逃脱的日子也就变少了——我甚至不在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会在大马路上、饺子馆里或者公共厕所的尿斗之间喊我的名字——这是灾难——有一个自称是我的忠实读者的家伙在青年公园的公厕之中认出我来，大叫一声：“张大chūn！”同时转过身，可是却没有停止撒尿——可想而知，被滋了一泡尿的所谓名流其实是非常颓丧失志而几乎要崩溃了的。
那是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历史小说家高阳过世之后数日的一个傍晚，我刚拆开他所遗赠的书籍和文稿来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忽然发现了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这本书的封面上写了五个大字：“此真小说也。”那明明不是一本我们所惯见的小说，而是一部考掘自明清之际流传的名医叶桂及其门下分布、演变的医道史，为什么高阳会说它是一部“真小说”呢？就在彼时，此书作者的名字映入眼帘——令我想起当年在青年公园听孙小六说起过的那个长着又长又大的门牙的老人：汪勋如。
几乎是以一种凭吊的心情重返青年公园的那个下午，天空中飘落着牛毛细雨，我不知道自己确实想凭吊的是什么。同高阳亦师徒亦朋友般的jiāo情？是的。与孙小六在此溷迹数昼夜而不为人所知，最后还在彭师父那儿闹了半天的荒唐往事？也是的。然而——就在我被那个混蛋冒失鬼忠实读者尿湿裤子的同时——我忽然觉得，最值得凭吊的应该是那些看来一去不回的、像老鼠一般藏闪躲逃的生活，那是真正令人向往难舍的部分。
这样说有些伤感或滥情。我想我还是把整个经过用白描的方式讲出较好——它们看起来也许只是简单朴素的事实，但是这样一来我就不至于有所遗漏；且惟其如此，我才能知道为什么日后的我之所以变得容易伤感且流于滥情的真正原因。
被那冒失鬼忠实读者尿湿了的不只是我裤子的右侧，还有卷在我右手之中的《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一书——作者是汪勋如——自叶桂、吕四娘以下所传授于“河洛二汪”的医学流衍记录。
也许要归咎于我那个读任何书都不肯终卷完篇的坏习惯，当初在三民书局我初次浏览此书时并没有注意到：在全书末章，有这么一则记载，说的是汪勋如自己在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六年间的一段经历。我先把这则记载抄录在下面：“稍微注意近代历史及其周边材料的人都知道，昔年曾任两江总督，后来因徐有任殉节前的一道劾疏而问罪丢官的何桂清在正法之后，其子孙曾怀恨加入天地会，誓死与满清鞑虏周旋。这种看似顶戴着汉民族大义冠冕的行动其实是说不通的——因为它可能只是一个虚假的借口，如果这样的借口能够成立的话。试问，那曾经救过何桂清一命，却被何桂清构陷致死的汪馥的家人及后世子孙是不是也应该加入一个什么反天地会的组织，‘誓死与何氏一族周旋’呢？
“事实上，何桂清的一子三孙日后加入天地会另有原委。那是应天地会千金之赏的召募——应该说是买通——来查察汪家医这一支所传的《吕氏铜人簿》的去向。天地会之所以有此一募，笔者曾在本书绪论中有所jiāo代：自笔者的十世祖硕民公始，《吕氏铜人簿》分世袭与门徒两条路而传：一称汪家医、一称吕门医。之所以标榜‘吕’门，乃硕民公表示不能忘记由吕四娘承继而来的本源之故。然而，吕门医一系至道光年间多与天地会党人结合，固然常布施针药、济贫扶困，却也因之而荒于研jīng究细，以致在术、道、学这三个层次上欠缺进一步的发现与发明。倘若只是由于此一缘故，吕门医和汪家医分流异途，互无扰犯，也就各行其是，原本无所谓高下优劣的竞争。然而，试图借助于帮会势力劫取汪家医所传《吕氏铜人簿》的行动一旦展开之后便从未稍戢。笔者不幸而成为此一恶毒行径的牺牲和见证。以下所述便是笔者亲身遭遇的一些迫害情事：“笔者于一九六四年六月间曾订购当月二十日自台中飞台北之民用航空公司一六号班机机票，因临时访诊而未能及时登机，但是该机在起飞五分钟后突然爆炸坠毁，机上乘客四十八人、机员九人全数罹难，无一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