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视厅知道在“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药像是旧军部里制造的丙酮合氢化氰。辩护人也同样知道这一点。辩护人会要求让原来在第九技术研究所当科员的伴繁雄中尉出庭作证。据说旧军部过去在上海用这种丙酮合氢化氰做实验时，伴中尉也曾在场；但是检察官不予受理。而且听说当时检察官对辩护人说过：“那样一来，可就要碰到美军总司令部的墙壁了。”
那末，在上海做的究竟是什么实验呢？现在人们传说的是这样一个内幕：
被用来作实验的是中国俘虏，地点是在上海特务机关的一个房间里。那是昭和十八年十月的事——当时战局已经对日本不利了。俘虏每三个人被关到一间密室里，由宪兵布置了严密的警戒网。穿着白色手术衣的军医站在他们当中。他是冒牌军医，实际上是第九技术研究所的成员。
戴着红十字臂章的卫生兵（这也是总部特意派来的宪兵）跟在军医后边走进来，马上对俘虏们说：“你们待过的收容所里现在流行着传染病。我们无法证明你们身上没有带细菌。如果病发作了，这个日本军事机关就要一道遭殃，你们害病也不好受吧。因此，今天军医带来了预防药。该怎么喝，由我们来指示。第一种药这么喝，紧接着就喝第二种。”这么说着，军医和卫生兵就用跟俘虏们一样的杯子喝药，接着又喝了第二种。当然，军医和卫生兵的药早就暗地里做好了记号。不出所料，结果很顺利，俘虏们喝下第一种药之后，紧接着又喝了第二种。过了五六分钟，就开始感到激烈的痛苦，四肢马上抽搐，昏倒了，两三分钟之后就都断了气。氰化钾使人马上毙命，而这种毒药喝下去五六分钟才死，它的效果就这样试验成功了。
使用这种药的目的是：潜入敌区的情报人员被捕后，乘敌人不备时，把看守害死，好赢得一段宝贵的时间来逃跑。据说还准备战败时服它来自杀。也就是说，如果一喝下去马上就显示临死的痛苦，接着喝的人就会失去勇气。因此，特意把药制得五六分钟后才见效。
二十
对“帝国银行事件”进行侦查时，美军总司令部那么怕侦查当局接触到以石井中将为首的细菌方面的留用人员，那末他们究竟研究的是什么呢？
无论是对第七三一部队还是对第一〇〇部队的技术，日本旧军部的上层人士原来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以下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凡是经历过军队生活的人莫不知道陆军里有所谓“各部”。这是与“兵种”相对而言的，诸如技术员、会计、shòu医、卫生员等等。不同于“兵种”，“各部”的最高军级是中将。尤其是在各种“兵种”的职业军人眼里，“各部”被认为是低一等的。倒不一定光是由于上述原因，作战的时候，参谋所起草的作战命令编为“作战命令X第几号”，X分为甲乙丙丁等，以表示其重要的程度。其中，甲是最重要的作战命令。“兵种”姑且不论，“各部”里可以说没有够得上甲等的命令。即便有过，那也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例外。
但是只有细菌部队的情况特殊。据说它有过无数的甲等命令，诸如“作战命令甲第几号”。
那末，这种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甲等命令究竟有什么内容呢？例如指示事先潜入某市或山村的细菌部队骨gān把传染性病菌散布在某种东西上或某处，以便检查试验的经过。当然，这只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地点不限于占领区，还潜入敌区去散布。使用过细菌的着名战役次数也相当多，例如热河战役就叫作“鸦片战役”。
细菌散布后，就找个借口向那个地区发动战争。有时采取公开军事行动，有时也进行隐蔽活动。每一次都被划为“作战命令甲”等。目的在于确定细菌战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并采取各种措施去了解其状况。有时还把死尸搬来解剖，以便调查所使用的细疗或毒药是否确实达到了目的，及其准确性如何等。
从事这种战役的普通士兵中，绝大部分都不知道作战目的。因此，直到今天大概还有不少人不清楚这种战争的真正目的，只不过按照表面情况和上级的命令行事而已。
可以说，这也适用于美军总司令部对从事这种特殊作业的石井军医中将的优厚待遇。
这里要把非常熟悉细菌战准备工作全貌的关东军细菌部队人的首脑高桥军医中将在苏联审判庭上所供述的内容摘录一部分如下：
“问：关于第一〇〇部队进行细菌战的情况，你向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大将报告了吗？
“答：报告了。
“问：向梅津大将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答：第一〇〇部队正在努力完成任务。各种设备和细菌的增殖状态也在顺利迸行中等等……
“问：梅津大将是怎么回答的？
“答：他表示非常满意，要我们加紧努力。
“问：第一〇〇部队的细菌年产率是多少？
“答：炭疽菌一千公斤，鼻疽茵五百公斤，赤痢菌一百公斤。
“问：这个生产率被认为足够了吗？
“答：不，还不够。
“问：第一〇〇部队被派到兴安省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
“答：调查河流、蓄水池的位置，有多少块牧地，有多少头牲畜，以及牲畜因季节而移动的情况。
“问：侦查的目的是什么？
“答：关于这一点，梅津大将跟我这么谈过：如果对苏战争开始，日本军队为了进行防御而退到大兴安岭，第一〇〇部队就在这时使北兴安河的牲畜全部咸染上传染病，好让利用这些牲畜的敌人也感染上传染病，以便削弱敌人的战斗力。第一〇〇部队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才开始调查的。
“问：山田大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后，你提出过关于第一〇〇部队业务的报告吗？
“答：我分三次报告了概况。
“问：山田大将对这个报告的反应如何？
“答：他只简单地说：‘按照原订方针继续进行下去。’因此，我认为山田司令官和梅津前司令官采取的是同一个方针。
“问：你知道第一〇〇部队用人体做过试验吗？
“答：我听说过。可是没听说过霍乱的试验。不过，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问：细菌战的准备，首先是以苏联为目标的吗？
“答：是的。“（见《日本周报》，第四五六号）
二十一
据说美军总司令部由于留用了有关人员，在日本大大开展了细菌技术的研究工作。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曾广泛使用细菌武器的说法，如今也差不多成为定论了。在美国本土，对细菌战的研究也早就展开了。这个机构究竟做些什么样的研究，从一九四六年乔·伍·马克（后来担任美国细菌武器委员会的主席，由于改进细菌武器有功，曾被任命为陆军部长）所作的报告中也看得很明白。
据这个报告说，细菌武器的研究工作曾获得飞跃发展，已移jiāo给美国陆军化学研究所管理。该所的中心研究机构设在马里兰州腓德烈市近郊狄特利克营，又名“特殊计划部”，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三千六百余人在这里工作。除此而外，美国海军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内设立直属的细菌武器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研究费高达五千万美元。正当朝鲜战争爆发前三个月，即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刘易斯·约翰逊向总统提出了年度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说：“对人、家畜以及谷物正在进行关于传染性的多数病原体的全面而详细的研究。然而从国防角度看，公开发表这一研究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