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量以及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倾轧、派系问题及财政状况。（五）日共党员的人数、年龄、党员的职业、社会阶层、分布的地区、党员的生活状况、党员的政治思想意识（入党及脱党者的情况）。（六）日共的宣传活动（宣传活动方针的执行情况、机关报在各地区销售的份数以及订购者的阶层等情况）。（七）共产党势力在国内各阶层的渗透情况（同情者的人数和变动情况、支持者的年龄、职业、阶层以及支持的原因和政治思想意识）。（八）国民对日共的舆论（调查对象为政党、金融实业界、政府职员、地方公众团体、工会、农民协会、中小企业者、文化界人士、报纸、杂志、电影界、教育界、知识分子、学生、妇女、在日外国人、朝鲜人等）。
这项国内调查是以所谓美国中央情报局式的个人经历调查方法秘密进行的。这就是所谓档案工作。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只靠调查部成员的活动就能完成的。因此，有必要委托所谓“外国团体”来收集资料。
这一年，在总理厅特别调查部提出的预算中，开列着扩充该部所需的费用约五亿九千万日元。编制员额也增至二百人左右。
另外，为了接收电波和解读密码，还成立了中央通信情报机关“总理厅通信资料室”，所需经费预计为二亿四千万日元，列入邮政省的预算（室长邮政事务官以下，包括警视正的邮政技术员等八人）。
对民间海外广播收听机构的委托费为二亿一千万日元，这笔经费是列在内阁的预算里，以免引人注意。
受委托的团体如下：
中央广播协会（收听并记录国外广播），国际形势调查会（翻译并编辑国外的广播），中国形势调查会（调查共圈的情况以及侨民遣返问题），苏联形势研究会（调查政治及军事情况），中国合同通讯社（调查中共的军事及经济情况），东亚经济委员会（调查亚洲地区经济情况），丸菱经济研究所（调查亚洲各国的工业化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另外，还有大陆形势分析研究所（收集并调查共产圈各国的军事情况），东亚史料研究所（收集并调查非共产圈各国的军事情况），防卫工业生产协会（调查有关国防的问题），政治经济情况研究所（调查在日本的外国人的经济活动）。
这些团体中间，有些是由战前的外jiāo官和陆军将官等来领导的。
除此之外，报纸、出版、广播方面的调查，则分别委托各有关的专门团体来负责。在地方上，有大阪、爱知、北海道、兵库、福冈等地的商工经济研究团体，大学的研究室等也成为委托对象。支付的委托费，多则每年六千万日元（例如中国形势调查会等），少则二十四万日元（例如地方厅商工部等）。
当然，委托费并不一定付足全额，还从中扣回一部分，作为特别调查部的费用。特别调查部的费用单靠“预算”本来是不够的。据传，由于这个原故，第一任部长时代为了筹措经费就进行了一些特殊的活动。
订有协定的机关不限于国内。为了jiāo换情报，调查部有必要在日本设立伪装的“民间公司”。这个机关的名称是“S机关”。
据双方缔结的“合同”来看，这个机关的内情是这样的：
“目的——鉴于防止共产主义国家的破坏和侵略是当务之急，甲方和乙方决定互相协力合作，设立S联络会，以便共同收集并jiāo换有关共产主义国家和团体的动向的情报；同时，为了发挥S联络会的机能，共同设立S机关。
“一、组织
“（一）S联络会由甲乙两方以及甲方或乙方指定的人组成。（二）S机关设立并经营民间公司X。（三）S机关的领导人由乙方任命，必要的人员由乙方认可、S机关遴选。
“一、运用
“甲方和乙方在联络会上jiāo换、研讨的情报内容如下：
“（一）中共地区内的动向。（二）中共的对外政策宣传工作。（三）乙方国内的中共系团体和个人的动向。（四）乙方国内的共产党的动向。
“甲方和乙方在S联络会上jiāo换和研讨情报的范围是：
“（一）甲方和乙方从各自的立场取得的情报。（二）依靠S机关取得的情报。
“甲方和乙方联络、jiāo换和研究情报的方式如下：
“（一）采取由甲方和乙方直接会晤而进行的方式。（二）采取S机关同甲方或者甲方指定的人会晤而进行的方式。（三）采取甲方指定的人同乙方指定的人会晤而进行的方式。（四）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jiāo换。
“一、资金
“S机关所需的经费原则上规定为每月八十万日元，由甲方和乙方分担，先以甲方最初能提供的款项开始活动。
“一、本合同共制两份，甲乙两方各执一份。”
这个合同上的“甲方”指的是哪个国家（指美国。——译者注）的机关，是不言自喻的。
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特别调查部工作人员各有自己的调查路线。所以各个机关就用各该工作人员的姓氏来命名，称为XX机关。
再说，各个工作人员不一定向部长或部内会议提出自己获得的情报。在会上报告的多半是无关紧要的情报。
各个工作人员把重要情报作为宝贵的资料jiāo给自己所密切联系的要人。例如，职员A与首相或其亲信系统有直接关系，就向那边提出情报。职员B与反主流派的要人有联系，情报就向那边jiāo。随着种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情报就被传到各个不同的方面。
因此，向调查部长所提出的情报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大多没什么用处。工作人员还互相刺探。
再者，如果察觉对方在从事什么活动，只要这与自己的利益有抵触，马上就反过来秘密侦查对方的动静，并设法拆他的台。
第二任部长滨野在就任致词中所qiáng调的“我认为联络调整这个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调查部的生命”那段话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然而这话偏偏没有起任何作用。
这一点还与滨野部长qiáng调的“人和”有关系。
调查部工作人员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排挤别人，也并不尽出于争夺势力范围的官僚习气。他们进行暗斗是因为各自直接联系着不同的势力。
前任川上部长时期，一方面也是因为该部刚刚创办，工作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被川上久一郎的积极性所带动，部里还有一批被认为是川上系的能gān的职员。
可是第二任的滨野万喜夫是与川上久一郎迥然不同的庸庸碌碌的老实人。因此，川上部长时期的职员对滨野部长就总是持冷笑态度。
滨野部长刚刚就任后凭亲身的感触对该部的气氛所下的判断是正确的。他逐渐失去了控制力。
可是，特别调查部的工作是不是因而就松驰下来了呢？决没有这样。不论是政界还是金融实业界人士，都急于获得这个调查部所收集的情报。结果，部内各职员所领导的各机关都为了向与自己有直接联系的方面提供情报而进一步展开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