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问钟书：“你得罪过叶先生吗？”他细细思索，斩绝地说：“我没有。”他对几位恩师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
可是钟书“辞职别就”———到蓝田去做系主任，确实得罪了叶先生。叶先生到上海遇见袁同礼，叶先生说：“钱钟书这么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国友人胡志德向叶先生问及钱钟书，叶先生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后来又说：“他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叶先生显然对钱钟书有气。但他生钱钟书的气，完全在情理之中。钟书放弃清华而跳槽到师院去当系主任，会使叶先生误以为钟书骄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
我根据清华大学存档的书信，写过一篇《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这里写的实情更加亲切，也更能说明钟书信上的“难言之隐”。
钟书离上海赴蓝田时，我对他说，你这次生日，大约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里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钟书半路上做诗《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他把生日记错了，我原先的估计也错了。他的生日，无论按阳历或yīn历，都在到达蓝田之后。“耒阳晓发”不知是哪一天，反正不是生日。
钟书一路上“万苦千辛”，走了三十四天到达师院。他不过是听从严命。其实，“严命”的骨子里是“慈命”。爹爹是非常慈爱的父亲。他是传统家长，照例总摆出一副严父的架式训斥儿子。这回他已和儿子阔别三年，钟书虽曾由昆明赶回上海亲送爹爹上船，只匆匆见得几面。他该是想和儿子亲近一番，要把他留在身边。“侍奉”云云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的学生兼助手吴忠匡一直侍奉着他。吴忠匡平时睡在老师后房，侍奉得很周到。爹爹不是没人侍奉。
爹爹最宠的不是钟书。而是最小的儿子。无锡乡谚“天下爷娘护小儿”。钟书是长子；对长子，往往责望多于宠爱。钟书自小和嗣父最亲。嗣父他称伯伯。伯伯好比是他的慈母而爹爹是他的严父。钟书虚岁十一，伯伯就去世了。我婆婆一辈子谨慎，从不任情，长子既已嗣出，她决不敢拦出来当慈母。奶妈（“痴姆妈”）只把“大阿官”带了一年多就带钟书的二弟和三弟，她虽然最疼大阿官，她究竟只是一个“痴姆妈”。作嗣母的，对孩子只能疼，不能管，而孩子也不会和她亲。钟书自小缺少一位慈母，这对于他的性情和习惯都深有影响。
钟书到了蓝田，经常亲自为爹爹炖jī，他在国外学会了这一手。有同事在我公公前夸他儿子孝顺。我公公说：“这是口体之养，不是养志。”那位先生说：“我倒宁愿口体之养。”可是爹爹总责怪儿子不能“养志”。钟书写信把这话告诉我，想必是心上委屈。
爹爹是头等大好人，但是他对人情世故远不如小叔叔jīng明练达。他对眼皮下的事都完全隔膜。例如他好chuī诩“儿子都不抽香烟”。不抽烟的只钟书一个，钟书的两个弟弟都抽。他们见了父亲就把手里的烟卷往衣袋里藏，衣服都烧出窟窿来。爹爹全不知晓。
他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他为国民党人办的刊物写文章，谈《孙子兵法》，指出蒋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泽东懂得孙子兵法，所以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他写好了文章，命吴忠匡挂号付邮。
吴忠匡觉得“老夫子”的文章会闯祸，急忙找“小夫子”商量。钟书不敢诤谏，诤谏只会激起反作用。他和吴忠匡就把文章里臧否人物的都删掉，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照登了。爹爹发现文章删节得所余无几，不大高兴，可是他以为是编辑删的，也就没什么说的。
钟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还特地为我记下详细的日记，所以，他那边的事我大致都知道。
（六）
这次钟书到蓝田去，圆圆并未发呆。假期中他们俩虽然每晚一起玩，“猫鼠共跳踉”，圆圆好像已经忘了渡船上渐去渐远渐渐消失的爸爸。钟书虽然一路上想念女儿，女儿好像还不懂得想念。
她已经会自己爬楼梯上四楼了。四楼上的三姨和我们很亲，我们经常上楼看望她。表姐的女儿每天上四楼读书。她比圆圆大两岁，读上下两册《看图识字》。三姨屋里有一只小桌子，两只小椅子。两个孩子在桌子两对面坐着，一个读，一个旁听。那座楼梯很宽，也平坦。圆圆一会儿上楼到三姨婆家去旁听小表姐读书，一会儿下楼和外公做伴。
我看圆圆这么羡慕《看图识字》，就也为她买了两册。那天我晚饭前回家，大姐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笑，叫我“快来看圆圆头念书”。她们把我为圆圆买的新书给圆圆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她们最初以为圆圆是听熟了背的。后来大妹妹忽然明白了，圆圆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对面旁听，她认的全是颠倒的字。那时圆圆整两岁半。我爸爸不赞成太小的孩子识字，她识了颠倒的字，慢慢地自会忘记。可是大姐姐认为应当纠正，特地买了一匣方块字教她。
12我抱着圆圆出门，她要求下地走。我把她放下地，她对我说：“娘，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jīng赤人人’。”这个我知道。但是圆圆怎会知道呢？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还小，才三岁，不会解释，只会使劲点头说：“是的。是的。”几十年后，我旧事重提，问她怎么知道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jīng赤人人”。她说：“我看见她搀着个女儿在弄堂口往里走。”
圆圆观察细微，她归纳的结论往往是意想不到的正确。“jīng赤人人”确有个女儿，但是我从未见过她带着女儿。钟书喜欢“格物致知”。从前我们一同“探险”的时候，他常发挥“格物致知”的本领而有所发现。圆圆搬个小凳子坐在怪客面前细细端详，大概也在“格物致知”，认出这女人就是曾在弄堂口带个女儿的人。我爸爸常说，圆圆头一双眼睛，什么都看见。但是她在钱家，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声不响，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
一九四○年秋杪，我弟弟在维也纳医科大学学成回国，圆圆又多了一个宠爱她的舅舅。弟弟住在我爸爸屋里。
钟书暑假前来信说，他暑假将回上海。我公公原先说，一年后和钟书同回上海，可是他一年后并不想回上海。钟书是和徐燕谋先生结伴同行的。但路途不通，走到半路又折回蓝田。
我知道弟弟即将回家，钟书不能再在来德坊度假，就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得一间房。圆圆将随妈妈搬出外公家。外公和挨在身边的圆圆说：“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圆圆听了大哭。她站在外公座旁，落下大滴大滴热泪，把外公麻纱裤的膝盖全浸透在热泪里。当时我不在场，据大姐姐说，不易落泪的爸爸，给圆圆头哭得也落泪了。钟书回家不成，我们搬出去住了一个月，就退了房子，重返来德坊。我们母女在我爸爸身边又过了一年。我已记不清“jīng赤人人”到来德坊，是在我们搬出之前，还是搬回以后。大概是搬回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