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钟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他的成绩并未抹杀。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马看花”，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处。我于1958年11月下放农村，12月底回京。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下放”。钟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yīn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厂炼钢。
钱瑗到了工厂，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能画，就要她画图。美工组画宣传画，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阿瑗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jīng心学习。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带她一处处参观。师傅常有创见，就要阿瑗按他的创见画图。阿瑗能画出jīng确的图。能按图做出模型，灌注铁水。她留厂很久，对师傅非常佩服，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见的像章中数这枚最大。
钟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我曾到昌黎“走马看花”，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区。钟书下放时，“三年饥荒”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他yīn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会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
我们夫妻分离了三个月，又团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这年五月，我家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
搬进了城，到“定稿组”工作方便了，逛市场、吃馆子也方便了。钟书是爱吃的。“三年饥荒”开始，政治运动随着安静下来。但我们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毕业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专”，又加父母双“白”，她只是个尽本分的学生，她将分配到哪里去工作呀？她填的志愿是“支边”。如果是北方的“边”，我还得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
自从她进了大学，校内活动多，不像在中学时期每个周末回家。炼钢之前，她所属的美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睡觉。一次她午后忽然回家，说：“老师让我回家睡一觉，妈妈，我睡到四点半叫醒我。”于是倒头就睡。到了四点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问，怕耽搁时间。我那间豆腐gān般大的卧房里有阿瑗的chuáng。可是，她不常回家。我们觉得阿瑗自从上了大学，和家里生疏了；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我们的女儿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学校分配阿瑗留校当助教。我们得知消息，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因为那个年代，毕业生得服从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终身的。我们的女儿可以永远在父母身边了。
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做菜。钟书和我常带了女儿出去吃馆子，在城里一处处吃。钟书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
“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十三）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们迁居gān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三年困难”期间，钟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而阿瑗辈的“年轻人”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几十。“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我们的工资，冻结了十几年没有改变。所谓“年轻人”，大部分已不复年轻。“老先生”和“年轻人”是不同待遇的两种人。
一九六四年，所内同事下乡四清，我也报了名。但我这“老先生”没批准参加，留所为一小班“年轻人”修改文章。我偶尔听到讥诮声，觉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钟书结束了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为“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的成员。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绩斐然，随即由工作队员蒋亨俊（校方）及马六孩（公社）介绍，“火线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