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呆在这儿必死，翻墙吧，一直向北翻，北边河面上没日本人，过了河就安全了。”我教给他做水裤：将棉裤脱下来，chuī足气，扎上裤脚就成了气囊，浮着过河。也许他活下来了。
因我与父亲闹矛盾，唐师说他有个徒弟叫郭振声，住在海边，让我去散散心，并给我一块药做见面凭证，这块药就是李存义传下的“五行丹”⑥。我拿着药到了渤海边的大神堂村，然而郭振声不在。
他是此地的请愿警，户籍、治安都是他一个人，当时有一家大户被匪徒绑票，索要两千大洋，郭振声让朋友凑了十八块大洋，留了九块给母亲，一个人去捉匪徒了。
他在黑鱼籽村的旅馆里空手夺枪，捉住了两个劫匪。其中一个竟然是大土匪头子刘黑七⑦，不远就是他的老巢，郭振声知道凭自己一个人，没法将他押走，就把枪还给了刘黑七，说：“绑票我得带走，你要不仗义，就给我一枪。”
刘黑七连忙说：“那我成什么了？”拉着郭振声讲：“你知道我以前什么人吗？”
原来这刘黑七是天津有名的大饭庄——登瀛楼的少东家，因为打死了客人，才逃到海边做了土匪。他向郭振声保证，只要他活着，大神堂村再不会受土匪骚扰，还要给郭振声三十块大洋，郭振声为不扫他面子，拿了两块。郭振声之举，保了大神堂村以及附近地区十余年太平。
郭振声带着人票回来，全村人庆祝，我就跟着大吃大喝。那时我已经在大神堂村住了十多天，我把药一拿出来，郭振声就认了我这师弟，给了我五块大洋。
从大神堂村回来后，唐师就带我去北京找他的师兄尚云祥（尚升，字云翔）。
尚云祥年轻时求李存义指点，练了趟拳，李存义就笑了：“你练的是挨打的拳呀。”一比试，李存义没用手，一个跨步就把尚云祥跨倒了。尚云祥要拜师，李存义说：“学，很容易，一会就学会了，能练下去就难了，你能练下去吗？”尚云祥说：“能。”李存义只传了劈、崩二法。
隔了十一二年，李存义再来北京，一试尚云祥功夫，感到很意外，说：“你练得纯。”对别人说：“我捡了个宝。”从此正式教尚云祥。
唐师与尚师jiāo情深，每年到了季节，唐师都从宁河来京给尚师送螃蟹。尚师属马，家住观音庵，以前是住尼姑的地方，当时已没尼姑了，住了几家人，尚师家是东厢房三间，院子很小。
尚师早年是做帽子的，晚年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单广钦的资助，单广钦做水果、糕点生意，送钱时常说：“做我这生意的，现钱多。”单广钦比我大三十岁。尚师开始不收我，唐师好话说尽。
我的姥爷叫王燮，是掌门长子，在清末任左营游击，官居五品，先守北京东直门后守永定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因抵抗被杀害，他在北京市民中有声誉。唐师把这情况也讲了，尚师说：“噢，王大人的外孙子。”
尚师对我好奇，但他从来不问我家里的事。清末民国的人，由于社会贫穷，大部分是文盲，尚师只是粗通文化，但他很有修养。
我进入尚门后，师兄们跟我说，在北京一座大庙（忘记名字）院子里有尚师年轻时踩裂的一片砖，因为庙没钱换砖，这么多年还在，要带我去看看。尚师说：“去了也就是瞅个稀罕，有什么意思？”没让我去。
天津没有尚师的徒弟。我开始住在北京学拳，后来住回天津，早晨出发，中午到了北京，吃完午饭后去尚师家，所以我跟尚师习武的近两年时间里，大部分是在中午学的。
尚师一天到晚总是那么jīng神，没有一丝疲劳或是稍微神志懈怠的时候。对于这一点，越跟他相处越觉得神奇。
孙禄堂⑧的《八卦拳学》上写道：“……近于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之境矣。近日深得斯理者，吾友尚云祥。其庶几乎。”⑨说拳术可以练到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的境地，当时得此三昧的，是他的朋友尚云祥，找不出别人。
我们这一支的师祖是刘奇兰，他的师弟是郭云深。孙禄堂是郭云深⑩的传人，他曾施展腿功，惊吓了民国总理段祺瑞，被多家报纸报道，有盛名。
我想找国术馆馆长薛颠比武，被唐师、尚师制止了。后来唐师跟我说：“别比了，你跟他学吧。”听了薛颠的事迹，我对这个人很佩服，觉得能跟他学东西也很好，唐师对尚师说：“我让他去见见薛颠？”尚师也同意了。
去见薛颠前，唐师怕薛颠不教我，说：“见了薛颠，你就给他磕一个头。”在武林规矩里磕三个头已经是大礼了，而磕一个头比磕三个头还大，因为三个头是用脑门磕的，这一个头是用脑顶磕的，“杀人不过头点地”的“头点地”指的就是这个，要磕得带响，是武林里最重的礼节。
我见了薛颠，一个头磕下去，薛颠就教我了。薛颠非常爱面子，他高瘦，骨架大眼睛大，一双龙眼盼顾生神。他第一次手把手教了蛇形、燕形、jī形⑾。
他是结合着古传八打歌诀教的，蛇行是肩打，jī形是头打，燕形是足打，不是李存义传的，是他从山西学来的。其中的蛇行歌诀是“后手只在胯下藏”，后手要兜到臀后胯下，开始时，只有这样才能练出肩打的劲。简略一谈，希望有读者能体会。
薛颠管龙形叫“大形”，武林里讲薛颠“能把自己练没了”，指的是他的猴形。他身法快，比武时照面一晃，就看不住他了，眼里有他，但确定不了他的角度。这次一连教了几天，我离去时，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名《象形术》⑿，其中的晃法巧妙，他跟我作试手，一晃就倒。回来后，尚师问：“薛颠教了你什么？”我都一一说了。
第二次见薛颠是在1946年的天津，我在他那里练了一天武，他看了后没指点，说：“走，跟我吃饭去。”吃饭时对我说：“我的东西你有了。”——这是我和薛颠的最后一面，薛颠没有得善终，我对此十分难过。
我二十四岁时父亲死了，我却不能回家。二十五岁时，天津财政局局长李鹏图叫我到财政局工作，也不给我安排事情做，只让我陪他去看戏、吃饭，我一看这情况，等于做了保镖。他也叫我“二先生”，其实他是我按照李家各房大排名算的三叔，他知道我练武。
我以前是个少爷，练武后穿着就不讲究了。一天到捐物处去办事，我戴个美国鸭舌帽，上下身都是灰布，上身还破了个dòng，漏着棉花。当时天津的捐警名声不好，gān什么都是白拿白占。捐物处门口是个斜坡，我蹬着自行车直接上去了，到岗亭，一个捐警一脚揣在我的自行车上，我摔倒后，他跑上来抽了我一个耳光，还骂：“打你个××，谁叫你上来的。”
我起来后，说：“你会打人，我也会打人。”拎住他抽了四个耳光，他就叫唤开了。捐物处有四十个捐警，平时总有二十个人在，一下都出来了。我考虑这场架怎么打，我现在是财政局人员，如果打重了，财政局和捐物处都不好收场。形意拳有个练身法的训练叫“转七星”，我跟他们转七星，手上像狗熊掰棒子似的，抓了帽子就往腋下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