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医生在吗_严歌苓【完结】(11)

2019-03-10  作者|标签:严歌苓

  贺叔叔的脸色那么年轻,那麦收的血色一直不褪。他的河南话音在大厅里嗡嗡起来。阅读很慢,很沉稳,在一些柔缓的拐弯抹角上,等待着听众的理解。他明白听众全跟上了,眼睛把所有人罩住,压住所有的急切,将食指在舌头上抹一下,稿纸果断地被扯起而发出撕裂般的声响。接着念下去,继续他的征服。

  一处或两处,我爸爸独自闯出几声笑来。他知道自己在语句中埋伏了什么,因此他早早进入了期盼。他曾在那两扇书架搭建的书斋里,一遍遍地写和撕毁稿纸,把那些机关设置到字里行间。此刻他一人独守后台,预期所有的机关奏效,玩出把戏来。把戏成功了,并稍稍出乎他的意料,他的笑便失了禁。笑时他竟没发现他是唯一知底细者;除了他,没一个人懂得那语言和细节布设的绝妙。除他自己,没一个人在意那把戏的谜底。就那样,爸爸的笑声从肃静中爆出,如同太平无事的夏夜,乘凉人群中无端无由响起两个爆竹,那样严重地缺乏上下文和群体意识。

  当然,我无地自容。

  周围有人撇嘴,显出被惹烦的神色。

  第二部分 11.心理医生在吗(26)

  我妈妈踢了踢我爸爸的脚,他却还是把那笑的音阶全奏完了。笑过,爸爸感到qiáng烈的无趣。他驼起背,两只手装在风衣口袋里,脚仍是掌心对掌心,轻微颠晃。肯定有一点失意和愤恨。我知道我爸爸很少愤恨别人,只是偶然地,他会真诚地恨自己。可能也恨他和贺叔叔都参与的这份友情。

  真心地喜爱他。喜爱贺叔叔的勇敢、仗义和豪慡。觉得最吸引人的是贺叔叔碧玉浑金般的独创性。没有规范,没有格式,一个一个的故事都被浓烈地个性化了。我爸爸说,你可以写贺一骑那些故事,不过不会有他的气味。我爸爸的艺术良知是清澈的。

  其实他不是被贺叔叔奴役,他被他的喜爱所奴役。

  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相互倾轧,像所有最亲密的人之间。我们对父母、父母对我们,倾轧不仅是物质的,而是心灵的。

  大概应了心理学的"反动力"之说。人喜爱自己能认同的人,却因了反动力的缘故,往往被自己完全不能认同的东西所吸引。

  再给我一些时间。

  在讲到你认为是症结之处以前,你得让我建立信赖。

  还好。我们昨天一块儿吃了午饭。

  不是,是校园里的便餐厅,学校没有中国餐馆。

  一件逸事:保险公司给我推荐的那个在保险网中的心理大夫,半年前就死了。可是他的录音电话还在工作。直到昨天,他儿子按照我一个多月前留在答话机上的号码给我回电。那是他儿子头次跨进他的世界,清理他的遗物。七十多岁的老医生,三只漆黑的档案柜,装满他患者们的陈述记录。他死了,他儿子不再需要那些记录。谁会需要那些记录呢?从此后谁对它们负责呢?

  好的,请问吧。

  没有,从来没有听见过。

  我明白你是指幻听。不,没有过。

  那是有过的,但自己同自己说话不算症状吧?

  你也是?

  问过舒茨,他说他逮着自己几次了。大声骂自己,也劝自己。

  不骂,我就是和自己商量。现在去拿信还是晚上?要不要吃安眠药?

  带来了。这是我常吃的两种。

  会上瘾?生活里瘾多了,这个也不算什么。

  试过。两周,一点五毫克的。

  就是自杀念头迫切的时候。

  第二部分 12.心理医生在吗(27)

  还会有的。和心情好坏没有直接关系。自杀在我的基因里。

  我祖父的心情并不坏。心情坏多是自我冲突。我祖父是统一的。他自然,很少有太大的自我冲突。我爸爸,满心都是冲突,他的笑都是冲突出来的,但他不会放弃。自我与超我与本能构成的三角冲突,使他得到不断调整和补充。一次次的充电和减压,这是我爸爸。

  非常简单。一次我在巴黎的德欧塞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站在罗丹的雕塑前面,忽然一个念头袭来:自杀了,就不必非得崇拜罗丹了。世界在你到来前已规定好所有你必须崇拜的东西。没有选择。不崇拜你太孤立了。你必须爱拉赫玛尼洛夫,爱肖洛霍夫、列维坦、毛泽东、国家、名誉、父母。必须爱,不然不安全。现在我必须爱和崇拜罗丹、莫奈、米罗、夏卡尔。我不加选择地崇拜、爱,因为文明和进步就包含绝大多数人吃力的跟随。在非常偏僻的美国小镇,你还能看见莫奈的复制品。虽然是被动的,毕竟也是崇拜的表态。轮不上你来怀疑的,你一生下来,贝多芬已经同喜马拉雅山一样,把你笼罩在伟大的yīn影中。自杀,你便跳出了这个安排。

  已经给你规定好了的正面人物、事物。自杀是挪出这种惯性。

  博物馆大门前那铜塑的工农兵是正面形象,还有王琛白一直在雕琢的,打算补入工农兵行列的"革命知识分子"。

  还有贺叔叔……我在想,从哪儿接下去。

  对,火车。去祖母家的火车上。

  我那时身高一米五五,体重七十五斤。十一岁的女孩,长得稍猛了些。

  其实这个岁数的女孩都有一点儿厌世。倔犟?她们总是有一头gān燥的头发……我像是没有足够的准备来讲这件事。

  谢谢。

  那我告诉你那之后的事吧:

  火车在一个闷热的早晨到了上海,有一种甜蜜和不稳的情绪在这世界上。我什么也没表示,把头发编结好,看着贺叔叔笑一下,什么也没说。也许我说了一句:车为什么在夜里停那么久呢?

  贺叔叔又替我提起小藤箱。叫我跟紧他,别让拥挤的人群挤散。他温热的大手带着适度的cháo湿搁在我肩上,挡开站台上的人流。很大一股人体的生理气味,他也想替我挡开。就要出贵宾室了,他愣住,转脸对我说,糟糕,忘了一件行李!他的公文包丢在火车上了。

  第二部分 13.心理医生在吗(28)

  他往回走几步,又走回来,额头和脖子上顿时油亮起来,浅蓝衬衫的腋处一边出现一个月牙形的汗渍。唤过来一个女服务员,让她跑步去火车上把那公文包截下来。服务员很快回来了,说火车刚离站,公文包要到了杭州才会被送回来。贺叔叔嗓音重了,说:那怎么行?开会的发言稿还在里面,还有一个德国莱卡照相机!

  后来我知道,里面还有一个笔记本,记着纽扣大的字迹,是贺叔叔想到的情节和细节,需要口授给我爸爸写进那部长篇小说的。其中一些词汇只有他自己识得,那是他忘了一半自己发明了一半的字。笔记本封面里夹着他妻子和儿子的照片,是小城里的照相馆以水彩上色上得过火了的那种。

  又在贵宾室jiāo涉一会儿,没有更好的结果。贺叔叔看着我笑笑,说:小伙子,好在没把你这件大行李丢了!

  我跟着他走到车站外。炎热里一些穿破棉袄的乞丐灰暗地晃来晃去,满地纵横着弯弯曲曲的污水,看去可疑。而就在这些污水之上,数不清的人躺在行李上昏睡。馊了的西瓜瓤气味在空气中冒着泡儿,酿着什么。上海1963年盛夏的一个早晨,白昼来得迟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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