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子杀了吴王太子，这能有什么办法？难道还能将储君治罪？刘恒于是命令将刘贤厚敛，再运回吴国归葬。
吴王刘濞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站着去长安，躺着回吴国，伤心欲绝，却也无可奈何，总不能真的嚷嚷“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都是商鞅那变态骗老百姓的，当不得真。想当年秦孝公的太子犯了法，商鞅这变态不敢拿太子开刀，却把人家的师傅公子虔给割了鼻子，明显的欺善怕恶，却得到当今愤青的一致赞颂，简直莫名其妙。此刻刘濞他只能哀叹自己命不够贵，没当上皇帝，辜负了爱子。他是个打仗出身的人，性情刚猛，心里的怨恨容易浮在脸上，不懂得收藏。他看见儿子的丧车回来，想起了当年刘邦说的那句话，怒道：“既然天下同宗，都姓刘氏，那么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好了，何必把尸体运回来？”又命令把丧车重新运回长安。这时的吴王，大概在心里已经埋下了一个心愿：有机会一定要杀回长安去，亲自到爱子坟前祭奠。
从此之后，刘濞心都碎了，再也不愿去长安朝会，每次新年都称说病重，经不起路途颠簸。可是哪有几十年如一日都称病的？长安的官吏都知道他心里因为爱子的死而怨恨装病，于是吴国使者一旦来了长安，都全部拘押责问。刘濞也很惊恐，当即加快了谋反的步伐。
后来刘濞又派使者代替自己去长安作例行的秋请之礼，刘恒亲自责问使者：“为什么刘濞不肯亲自来？”吴使者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大王确实没有生病，因为汉朝几次拘押了吴国的使者考问，我们大王心里愈发害怕，所以称病。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如今我们大王装病的事实陛下已经知道，可是能怎么办呢？陛下要是将我们大王责问急了，他就更加想不开，怕被陛下诛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造反都不行了。臣以为陛下不如忘掉以前的不快，和我们大王重归于好。”
刘恒想了想，觉得这个使者很聪明，说得很有道理。虽然自己在长安地位已经逐渐稳固，但bī得吴国造反到底合不合算？万一镇压不下去，自己的皇帝宝座能否坐得稳，实在是个未知数。不如先笼络吴王，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代去解决。于是把以前系押的几批吴国使者全部释放回国，并且赐给刘濞几杖，说圣朝尊重老年人，叔叔可以不用来长安朝请了。
刘濞没想到侄子这么懂事，既然汉朝不bī迫，自己又何必造反，究竟汉qiáng吴弱，自己造反成功的几率也不大，于是逐渐打消了这念头。他继续在国内推行不收赋税的政策，老百姓按照法律每年要征发戍边三天（这是理论上，实际上不可能这么短），吴国政府也出钱帮老百姓雇人代替。他还经常亲自访问闾里百姓，赐给他们食物和金钱，别的郡国逃亡来的罪犯，吴国也特意隐藏起来，不jiāo给别国要求引渡的官吏，这样总共过了四十多年，吴国经济蒸蒸日上，刘濞更加得到了吴国人民的爱戴。造反的潜力非常qiáng大，就等待催化剂了。景帝三年，这个催化剂终于不速而至。
小章：第二集
刘启即位的第三年，以吴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东南方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叛乱，历史上称它为“七国之乱”。
在谈七国之乱前，我们还得说说前两年刘启做了些什么事。
在景帝元年的冬十月，刘启下了一道诏令，列举了老爸刘恒的许多功德，决定要给刘恒制定庙乐，命令群臣讨论一下，具体怎么实施。
群臣立刻集体上书，说不但要给文帝立庙乐，而且还应该制定庙号。他们认为，功劳没有大过刘邦的，德行没有盛过刘恒的，因此，高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祖之庙，孝文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宗之庙。所以他们二者的庙，不但应该立在长安，在天下郡国都应该有，而且要按时派使者祠祀。所谓“太祖”、“太宗”，就是庙号。
说起庙号，必须谈谈它跟谥号的区别。
古代有一定身份的人死了，大家是要对他盖棺论定一下的，这风气据说出自“郁郁乎文哉”的周朝，他们把商击灭之后，开始着手给死了的姬昌和姬发摆摆功劳。结果是一个夸为“文”，一个称为“武”，也就是所谓周文王和周武王了。这名目叫做“谥”。“谥者，行之迹也”，也就是对一人的盖棺论定，别想翻案。
谥号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章太炎在他的《訄书·平等难》里说，众生平等是虚假的，人的身份总有高低贵贱之分。他的说法确实有点道理。就说民主典范的美国吧，要把乔治·布什完全和一般老百姓平等起来，事实也办不到，并非每个人能象布什老爸那么阔，花足钱让他念名牌大学乃至推上总统位置的。不过章太炎说，绝对平等虽然不可能，绝对的批评却是可以平等的，由此他就迂腐地祭起了“谥”这个例子，说老百姓对他们的王可以置褒贬，有罪的王，史书上不得不留下那么丑恶的一笔。就象埃及的法老一样，犯了大过错老百姓不满意，则连躺进金字塔的资格也没有，煞是可怜。因此这惩罚很能让生前的王深自悚栗，不敢过分为非作歹。可见谥号的作用。当然，一般老百姓是用不着谥号的，因为你的能力不够大，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费心力去褒贬你完全是làng费纳税人的钱，不符合经济规律。《大戴礼记》里说：“有土之君也，一怒而天下惧；匹夫之怒，适以亡身。”这是很经典的概括，对我们现在还适合。比如一个县长对县公安局长发怒，限定至某日止要破某案，县公安局长只有胆战心惊地照办，哪怕随便抓个人屈打成招；可是一个平民如果因为自己老婆被县长玩弄了，就想学吴三桂冲冠一怒去杀县长，很可能是找死。“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么làng漫的爱情，在吴三桂则可，在我辈则不可，因为力量悬殊。为了心理平衡，我们老百姓只好把制定谥号这玩意当救命稻草捏在手里，希望君王贵族们发号施令、生人杀人、欺男霸女时能有稍微收敛。
综观历史，客观地说，这谥的作用起先还有那么一些。而且似乎越在上古，皇帝的权力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圣旨下去，臣下也可以不买帐，毫不客气地提出异议驳回，那叫“封还诏书”。而关于谥号，新即位的皇帝也改动不了，这可能有迷信的因素在支撑。老的皇帝死了，群臣就要到南郊去祷告上天，为崩殂的皇帝制定谥号，有不敢欺骗上天的意思，新的皇帝虽然对老爸的谥号很反感，但慑于天的威力，只好知趣地闭嘴。所以象周朝的？“厉王”？和“幽王”，他们的儿子宣王和平王看着不舒服，也只有gān瞪眼。
在先秦，这谥号制度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诸侯王确实比较在乎这个，比如chūn秋时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很惭愧地对大夫们说：“我幼年即位，水平很低，国家治理得很一般，还去跟晋国打仗，鄢之战败得一塌糊涂，rǔ没祖宗，给诸位大夫带来忧虑。如果我死了，能和先王同受祭祀于太庙，给我的谥号就叫‘灵’或者‘厉’吧，你们斟酌斟酌，哪个更适合我。”chuáng边的大夫都愣了，不答应。因为“乱而不损曰灵”、“戮杀不辜曰厉”，都是很恶劣的谥号。只是这临死的王很执拗，群臣劝说了五次，都不管用，只好答应了。不过到安葬，真的制定谥号的时候，令尹（宰相）子囊又一本正经地说：“该为王制定谥号了。”众大夫又一愣，说：“王临死前不是说好了，让我们在‘灵’和‘厉’之间选一个吗？”子囊说：“你们这帮猪脑子，也不想想，我们的王有这么差劲吗？赫赫楚国，君王临之，蛮夷宾服，诸夏敬畏。他老人家竟然还觉得自己有过错，这不是一个很恭敬的君主吗？我看谥为‘共’比较合适（“恭”和“共”音近同源）。”于是众大夫皆称好。因为“既过能改为共”，也确实符合楚共王一生的经历。谥号的制定这么严格，也可见当时的君王很在乎身后之名，这样说来，有神论对社会还是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他相信死后有灵，就不会无耻到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相比之下，无神论的思想更为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