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起头，倔qiáng地瞅着他。他真的如老人那样充满爱怜地看着我，让我意识到我在他眼里那么小、那么年轻、那么不能与他相提并论。我们这样看着，他微笑起来。你不能想象有比这笑更复杂更丰富的表情了。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你了。”他说。
我很清楚这点。
“你也是真喜欢我的画。我明白，没几个女人真喜欢我的画。就像我对她们一样，连想真看一眼都懒得。那么多好心人为我张罗做媒，推得掉我就推，推不掉的，你看，就像那天，她们非要我画不可，我就画；到开饭时间，我就付一顿饭账。事过之后，什么都没往心里去。你是头一个让我认真动了心的，小家伙。”
我紧张地移开目光。我知道已有了一个结论，无论违我心还是顺我心，它已在不远处等着了。
他静着。一会儿他叹息一声，将手搁在我的脸颊上：“就这样了吧，”他说，“我只能谢谢你，但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至少眼下我不能……”
这就是我等的结论了。
“我们做朋友，做顶好的朋友好吗？”他仔细观察我的神情：“我很喜欢你的信，以后还给我写信吧？等你长大了，可别忘了我。”
泪水一滴滴从我脸上淌下来。
“你看，叫我怎么办？我还是把你逗哭了。”他摇摇头，缩回手，仍是那种充满爱怜的笑。“你这么小，让我怎么忍心接受你？……我只能等几年，等你长大些，那时你要是还爱我，还不嫌我老，你就到我身边来吧。”
我想，他同时也在等自己，等待他的体温，血性，情感都逐一回来。
他不久到广州开画展去了，我给他写了三封信，他回信说，他开始采集花，那些花在我长大的一天全献给我，我不懂他的意思。
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对郑炼说：我觉得自己一下长大许多岁，走在画家身边，不知不觉就变庄重，不再想一蹦三跳了。郑炼笑着问我：以后还跟不跟他一块翻墙头走捷径去游泳；还跟不跟他沿着铁道拔苇坑里的茭白来吃；还和不和他去推销橡皮鱼赚几个零花钱？……我淡淡地笑。他又问：记得吗？有次我们一块看电影，太晚没电车了，我们装瘸子想拦下一辆卡车，结果没一个人理会，只有一个卖咸茶蛋的老太叨咕：这么好一对，可惜病了。
郑炼笑得几乎有些嚣张。我嗔他：去你的。笑完，他问我现在感觉怎样？我说难讲得很：半是幸福半是痛苦。他说他明白这感觉，还说没有痛苦的幸福是卑微的。
快放寒假时，我收到画家的信，说他将路过北京到哈尔滨去参加一个中外美术家的聚会。我兴奋得吃饭掉了几次饭勺。出了饭厅，我慌慌张张到处走，却不知该忙些什么。下课我跑到卫生室，指着脸上一个粉刺让医生立刻治掉它，医生说这年纪脸上不长它长什么。我对着镜子着急，实在想不出怎样才能折腾出个更美的我来。第二天中午，我跑到火车站，按说他乘的那班车傍晚才到。连下几天大雪，天冷得要死，我脚上松松垮垮的旧棉鞋吸饱了雪水变得脚镣一样沉，然而我却舍不得换上我的小皮靴，我用网线兜将它们拎着，准备在火车快进站时穿上它们。
火车进站了，车里车外的人都在大喊大叫。我想他会静静地出现，也许会最后一个走出车厢，他永远是那副矫矫不群的样。
他看见一个穿淡雪青滑雪衫的影子，头发梳得平平整整，背后结着一根辫子。她那么青chūn。她不漂亮，但不俗。仔细看看她的眼睛，他知道，她仍在惊心动魄地爱着……
月台上的人走尽了，我想我也该走了。他没来，要么我算的日期不对。
第二天我又到车站。傍晚，大喇叭通知几班火车因河北地区雪太大而晚点，其中有我等的那班。忽然，郑炼咧嘴笑着，朝我走来。他今天考完了期末考试，脑子紧张得要抽筋，想找我聊聊换个气氛。
“你同学接的电话，”他说，一边顺手把我两只手揣进他的棉衣口袋。“她说你到火车站来了。你妈又给你带吃的来啦？”
我妈买通了一个列车服务员，每月都托他带些吃的给我，她嫌北方饭太糙。自从认识郑炼，他总是用自行车帮我把东西驮到学校。当他摘下他的皮帽子捂到我头上时，我忽然烦起来。
“看你那双耳朵，都冻得透亮了！”
我不讲话，只用力甩开他的手，又狠狠将皮帽子塞到他怀里。
“哎哟哟！都来看看这位的坏脾气！”
他笑道：“究竟怎么了？……”
“人家头发梳得好好的，你来碰什么？”
“这么晚又这么冷，谁看你……”
“有人看！反正有人看！”我几乎叫起来。
他不说什么了，想再次跟我笑，试了几次，都不成功。这时大喇叭再次广播，说火车继续误点，车站无法预计时间。月台上的人很快回到气味极窝囊的候车厅里去了。郑炼上来拉我，说我已冻傻了，他故意不问我gān嘛哭。
过了好大一阵，他说：“……他电报上讲了一定乘这班车来吗？”
我不言声，仍然横一把竖一把地抹眼泪。
“大画家来看你，你不高兴？换了我，准乐疯了！”他声音听上去神采飞扬。“不过你实在穿得太少，画家看见你冻成这副样子，会心疼！你为什么不穿那件你妈做的红格子大棉袄呢？还有你爸给你的那条草绿大围脖，又好看又暖和……”
我没理他。草绿围巾红袄子，我可好看死了。他不是你，不是你郑炼这种对色彩迟钝到半木地步的人。他的世界就是色彩，任何胡乱搭配的色彩都会折磨他。我爱他，想成为他眼前第一块和谐的色彩，至少至少，也不是一团糟七糟八的色彩。
十一点钟了，仍是没有消息。郑炼买了滚烫的汤馄饨，我俩蹲在一个背风的角落里吃。碗太大，郑炼帮我捧着让我吃，见我饿成那样，烫得稀稀呼呼仍住嘴里舀，他也跟着龇牙咧嘴直嘘气。刚吃几口，喇叭通知火车进站了。我忙扔下汤勺，拾起扔在一边的网线兜。郑炼说，不必慌，火车进站少说要二十分钟，足够把馄饨吃完，我哪里还顾得上听他的，已开始手忙脚乱地扯下脚上一对蠢大的棉鞋，然后一只脚颠着跳着，把崭新的小皮靴套上去。站了一天，冻了一天，脚塞进窄窄的皮靴里疼得如过刑。
郑炼一声不响，勺子停在嘴边，看着我。
我有些难为情了。退后几步，笑笑：“看我这样行吗？”
他怔着用力点头。
我开始往前面车厢跑，软席在前面。我挨着车窗看，想呼喊，可喊他什么合适呢？直呼其名是否太老三老四？他毕竟年长我那么多。更不能如我爸怂恿的，喊他叔叔，那实在是乱套。我这时有一点意识到，年龄的悬殊造成我们关系上的一种尴尬，一种不伦不类。我从头跑到尾，再从尾跑到头，渐渐地，水泥地上仅听我的新皮靴响得越来越清晰、清脆和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