憋了一肚子闷气的张宗昌，认为最可恶的是毕庶澄，有两件事坏在他手里，第一、三月初，张宗昌、孙传芳在上海发行库券一千万元，以江海关二五附税作抵，令上海各银行、钱庄、商会摊认；那时上海是在毕庶澄控制之下，加一点压力，不难勒索；而结果是江苏各团体纷纷表示反对，而且要求免征各县军粮。
第二件是当南京危急时，张宗昌电令毕庶澄派兵支援，而毕庶澄置之不理。张宗昌认为，这一切都是毕庶澄私通革命军，准备叛变的证据，非杀他不可。
到了四月里，张宗昌打电话到徐州，将褚玉奇$%^書*（网！&*$收集整理璞召至济南，开口说道：“俺有一件很要紧的事，你能给俺办一办吗？”
“只要督办有命令，我都能办。”
“好！”张宗昌说：“毕庶澄这个免崽子，在上海让富chūn楼迷昏了，误了俺的大事，也让咱们的团体，受害不浅。你想，三月初，上海全在他手里，俺跟孙馨远发一千万库券，有海关的税作抵；毕庶澄这个小子只要发个帖子，把上海有势力的人请了来吃饭，当场叫他们认数目，谁敢不认？不认就拿机关枪扫他个娘的。你想，有了一千万，咱们什么事不好办？”
褚玉璞觉得他说得太容易了，但无论如何硬bī软商，一千万没有，两三百万应该是有的。结果弄得一文不名，毕庶澄多少是有责任的。
“你看，”张宗昌拿一个卷夹，使劲往桌上一摔，“这都是那兔崽子跟蒋介石来往的电报。”他问：“你说，阵前通敌，该当何罪？”
“督办吩咐吧！”
“你把这免崽子毙了！”
褚王璞不免迟疑。原来他跟毕庶澄以前的jiāo情很深，自关外五站时期开始，便是形影不离的，但自二次直奉战争以后，情形不同了，毕庶澄自以为任何条件皆比褚玉璞优越，但地位却不如褚玉璞；尤其是褚玉璞当上了直隶督军，毕庶澄心里最不舒服。此外跟褚玉璞在赔钱、玩女人这两件事上，也常有摩擦；但无论如何，要叫他下手去杀毕庶澄，实在qiáng人所难。
但他一想到自己，感觉就不同了。他在想，张宗昌知道他跟毕庶澄jiāo情不浅，有意出这么一个难题给他，极可能就是试试他的忠心；如果设词推托这个任务，可能毕庶澄未死，他先送命了。
转念到此，褚王璞将心一横，“督办jiāo代，我一定办妥当。不过，督办得给我一道正式命令。”他解释理由：“我可以正式宣布他的罪状，让他死而无怨，别人也知道督办是整顿纪律。”
“说得不错。俺马上给你办。”
收到了书面的正式命令，褚玉璞略略作了一番部署，随即打电话到青岛，约毕庶澄第二天上午到济南，有要事面商。毕庶澄答应当晚由胶济铁路专车酉去，预计第二天一早可到济南。
褚玉璞特为亲自到车站去迎接，他在济南有个留守司令部；但接到毕庶澄后，同车到他的私宅。毕庶澄下车到客厅一看，知道事情坏了，因为枪兵环立，还有个军法官坐在写字台后面，仿佛等着记录口供似的。
“华舫，”褚玉璞说。“我是奉命办事。”
接着军法官便宣读张宗昌的命令，写得非常详细，毕庶澄迈敌的证据，都刊在上面。毕庶澄面如死灰，一言不发；等到军法官读完命令，褚玉璞的gān儿子刘振邦，在毕庶澄脑后开了一枪。
这个自命周公瑾复出的毕庶澄，终于唱了一出“周瑜归天”。但虽死于非命，却有个红粉知己——富chūn楼老六特为赶到济南去为他收尸。
张宗昌连番失利，退守济南后，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主要的是张怀芝的弟弟，当过烟台镇守使的张怀斌，联络在河南失败的靳云鹗，以及一班士绅，劝告张宗昌组织山东省保安司令部，意思是要求张宗昌，脱离安国军政府，宣布独立，保境安民。张宗昌不肯背叛张作霖，事实上亦不敢与奉军为敌；恰好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以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认为以他跟陈调元的jiāo情，此举等于代他看管地方，只要整个局势有利于北方，山东随时可以回来，陈调元亦必拱手相让。因此，决定将直鲁联军撤到直隶，屯扎京奉线的滦东一带。
张宗昌虽仍是直鲁联军的统帅，但直隶在名义上是褚玉璞的地盘，所以他不无奇人篱下之感。有一回对褚玉璞说：“俺把山东赔光了，来到你们直隶，俺是在这里吃‘劳金’。”所谓“劳金”是山东商场的术语，作伙计的以劳力换取酬金之意。这虽是牢骚，但亦包含着对褚玉璞不满的意味在内；因而张、褚之间，逐渐形成矛盾。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奠都南京，两天以后，日本田中内阁成立。
田中义一出身于日本陆军最大派系的长州，原为陆军大将，退役后加入日本最大的政党政友会。当政友会总裁横田病殁后，公推田中继任；但政友会的实权，握在一个与军部有密切关系的野心分子森恪手中，在田中被选后，他公然表示：“此后阁下居党魁之名，我任党务之实。”田中同意了。
因此，田中组阁后，自兼外相，而以森恪担任外务省次官，掌握对华外jiāo政策。田中内阁的使命有二：一是谋求金融恐慌的紧急对策；二是改变对华政策。日本的军阀，一直认为政府的对华政策太软弱，如要转变，当然是转往qiáng硬方面。
于是，在一个多月以后，正当国民革命军，将直鲁联军撵回山东，安徽、河南方面着着进展之际，田中派出第十师团两千人，借口保侨侵入山东，接着田中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在东京外相官邸，召集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沈阳总领事吉田茂，以及陆海军及参谋本部首脑举行了五次“东方会议”。
此会实际上由森恪一手主持，会中通过了他所提出的四点建议，作为“对华政策纲领”：第一、田中内阁为保护在华利益，不论在中国本部，或满蒙均应出兵；第二、东三省、内蒙古为日本国防安全线、各该地的治安秩序，日本必须确保；第三、东三省本地人的政权，如能保障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应予支持；第四、国民政府如变更东北政治组织，日本应不惜满蒙与中国分离，另行制造傀儡政权。
到了七月下旬，田中将此“对华政策纲领”，上奏于继位才只一年的昭和天皇。同时积极展开在中国争取特殊利益的活动。
十月间，田中派新任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及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到达北京，通过杨宇霆的关系，向张作霖提出包办“满蒙新五路”的要求。这五条铁路是：敦化至图门江的敦图路；长chūn至大连的长大路；吉林至五常的吉五路；延吉至海林的延海路；眺甫至索伦的洮索路。其中敦图路对于日本由长chūn经大连至大皈的航路，有节省三十五小时行程的重大军事、经济价值，更是志在必得。
由于杨宇霆的全力gān旋，张作霖对于缔结“奉日政治经济同盟”，以及五路地价一千万日金先付五百万这两个条件，已有应允之意。但谈到订立文件却触了礁；张作霖识字不多，也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日本人如果要他签署什么文件，他会故意发怒，指责对方，明知他不认识字，故意要出他的丑。其实是避免有笔迹流落，成为把柄。这时杨宇霆就会出来转圆，说一句：“大帅说了算！”事实上是不是说了算呢？他对朋友与部下，确是如此；但对日本人就不一定了，如果只是他个人吃小亏，当然会守诺言；但如遇到丧权rǔ国的事，他就不承认了。话当然是说过的，但只是bī到无法时的缓兵之计；到要他履行承诺时，再由杨宇霆设法来搪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