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相当恶劣的日本人，是日本的某些又愚蠢又自以为高明的政客，及一些民族主义、新军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他们形成日本的一股极右势力。他们在日本是极少数。所幸他们的表演，还不足以达到彻底激怒中国人民的地步。故“所幸”二字，实在仅只是对日本和日本人民而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其实倒是无所谓幸与不幸的。
我的日本同行们，更具体他说，此次接待我们，任劳任怨地对我们尽地主之谊，热忱坦率又认真地与我们进行研讨的日本电影编剧家们中，没有第三类日本人。一个也没有。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有的是中国人民的诚挚的好朋友、老朋友。
在会长铃木尚之先生家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理事长山内久先生致词时，站起来情真意切地说：“最近，我的一位朋友的老父亲去世了。他的老父亲当年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名军曹。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时常深为日军和他自己在侵华时期犯下的种种罪行而忏悔。他留下了遗嘱，将自己的全部遗产变卖掉，资金要全部用来做些促进日中友好的事。我的朋友，由衷地按照他老父亲的遗嘱做了。他组成了一个私人剧团，日夜赶排了一部揭露日军当年侵华罪恶的话剧。目前，他正率团在中国的东北各省市巡回演出。他们受到了中国观众的真诚欢迎。他在长途电话里告诉我，每到一地，他都会被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感动得哭一次。现在，我们在日本欢迎中国朋友，我的心情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不想客气地称你们小姐们，先生们，请允许我代表日本电影剧作家们这样称呼你们──朋友们……”
面对这样的日本人，我们又怎么能不将他视为我们的，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呢？
我们还观摩了山内久先生的编剧新作《沉默的海》。
它讲述了半个世纪前，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次历史事件──日本在一些鲜族村虏捕了大量青壮年，为日军修筑工事。他们充牛做马，生死如草芥。日本投降后，他们乘船回国，其船不幸沉没于日朝海峡之间，所有男女老幼，全部遇难……一名当年同情过他们，帮助过他们，替他们受过鞭罚的日本“劳工长”，从此亦抛妻弃子，离家出走，沓无音汛。原来，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隐姓埋名，当了一名灯塔管理工，每日遥望那一片沉默的海峡，为亡者的灵魂祈祷，替日本的罪恶忏侮……
这是一位日本编剧家，在今天所能做的，最有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事啊！
他已经是竭尽其能在做了。
但是我们和我们的日本同行中的某些人，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中，也几乎争论了起来。我想，最终没有形成争论，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由于语言障碍的关系。争论如果必须通过翻译，往往是不能真的唇枪舌剑起来的。翻译的“第三者插足”，客观上截断了争论，缓和了冲突。
争论是由中国电影《红樱桃》引起的。
我们的朋友们首先提出一个纯“艺术观”的质疑──《红樱桃》中的女主人，究竟是一个虚构的“艺术人物”，还是一个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他们觉得女主人公只不过是一个“艺术人物”。如果是“艺术人物”，又怎么可以借助纪实手法，打出字幕，告诉观众她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北京呢？这不是违反纪实原则的么？
平心而论，日本朋友们的质疑，是不无道理的。
我们也当然知道，《红樱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虚构性远远超出了真实性，整部电影的故事，显而易见的，取材于一篇虚构的小说《人皮灯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逻辑牵qiáng。
于是话题引到了《南京大屠杀》。他们曾要求观摩这一部影片。但是我们没带去。据说，电影局的同志认为，友谊jiāo流，还是以不带那样一部影片好。
八十三岁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导演新膝兼人先生缓缓开口道：“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南京大屠杀》呢？我不明白中国朋友究竟有什么顾虑。”
中西隆三先生接着说：“原子弹，使广岛和长崎死了二十四万多日本平民百姓。这个数字准确到个位。是以户籍本为普查根据的。每一个死者，都以生前户籍本上的照片为证，注明当时的年纪，婚否，家庭情况，详细得无法怀疑。而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方的死亡人数，又是根据什么统计出来的呢？在日本，目前有四五个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书。都是中国人写的。每一个书上的数字都不一样，叫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一个数字呢？……”
我们中方成员中，除了我，没有谁较认真地研究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
我作了这样的回答：“朋友们，我不得不承认，日本对原子弹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毫无疑问比中国对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jīng确。但是中国的统计也是不无根据的。只不过以前忽略了jīng确统计的必要性，给五十年后的统计带来了困难。我更想告知朋友们的是──在日军侵华八年中，死于日本战争责任以及惨遭日军杀害的中国平民百姓，约在三四千万之众。相对于三四千万而言，南京大屠杀究竟有三十余万还是二十余万中国人遇难，真的对日本和日本人具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
日方的朋友们沉默有顷后，还是德高望重的新膝兼人先生缓缓开口道：“我看我们不必再就这个问题讨论下去了。侵略就是侵略。在侵略战争中，在半个世纪前，怎么可能不屠杀被侵略国的人民？尤其是遭到抵抗的时候。屠杀了，便是罪恶。我们不可以对日本过去犯下的侵华罪恶持怀疑态度。任何怀疑态度，都有对日本的侵华罪恶进行开脱之嫌……”
在共进晚餐时，中西隆三先生通过翻译主动与我jiāo谈。他说他并不是替日本的侵华罪恶持怀疑态度，他只是替中国感到遗憾。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将证据和数字收集的更详实些呢？他说，在日本，持怀疑态度的人其实为数不少，有些中国人写的纪实书籍，数字彼此矛盾，反而使持怀疑态度的人更加怀疑了……
我说，有的日本人，当年日军侵华时，到过中国南京，现在中国“开放”了，他又到了南京。时隔半个世纪，他到处走着，看着，竟得意洋洋他说──“南京，我又回来了！”
我问，说这样的话，持这种得意心态的日本人，是对的么？
中西先生立即回答：“这不对！这很可恶！”
晚餐后，中西先生似乎还有许多话要与我jiāo谈。我看出了这一点，就邀上翻译，请他们同到我房间去做客。
在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坐定，翻译坐我们之间。中西先生望着我那种凝重又恳切的目光，使我看出他内心里有许多重要的话，欲对我，一个中国作家和电影编剧倾诉。使我不禁地暗想，如果我们不需要翻译就能够直接jiāo谈多好！
我说：“中西先生，也许您非常想知道，一个我这种年纪的中国人，是否会对日本人怀有历史遗传给我们的仇恨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