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可能也没必要天天总在那儿按别人的好恶改变自己，还要做好另外的许多事。所以，达到起码的修养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做君子，面是首先避免做小人。
我不主张年轻人培养什么“jiāo际”能力。年纪轻轻的，时间和jīng力不用在正地方，“jiāo”的什么“际”？人生得一知己固然少点。得“一帮”也就不叫知己了，成“弟兄会”了。三五知己可也。
我只知世上有一种友情如陈酿——我珍重这一种友情。我对这—种友情的原则是——绝不利用了来将自己的困难qiáng加于人。
商品化的人际关系，人还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权”。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可以不那样。你不愿别人那样滋扰你，你可以远避那样的人。
商业时代并不能将它的功利目的qiáng加在任何人身上。
定睛细看，所谓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无不是人与人自愿的。
而在政治时代人没有丝毫的“自主权”。政治对人的qiáng加带有不可抗性。每一个人都无法置其度外。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已触犯了政治。别人对你那样，也有政治要求作为正当的理由。
在商业时代，人起码拥有这样一种自由——自我隔绝的自由。
自己将自己像猴子似的关在笼中，冷眼相看外面的世界或jīng彩或无奈。
在政治时代，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关在笼中的猴子。笼中只有政治一种关系。政治又在笼外进行着最严厉的监管。
自行地关在笼中（如果谁真的对商业时代不堪忍受的话）总比被别人关在笼中qiáng些。
相互的利用似乎也总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面人性……
近年出国的大陆中国人，几乎皆有学识和专长，个体素质相当高。所以抛却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识，追求实现个人目标的惟我机会。从正面说，个体的中国人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普遍qiáng了，显示出一种个体中国人的龙虎之气；从反面说，同胞间的相互排斥、掣肘、倾轧，又总还是民族遗传性的猴气十足的劣相……
中国底层百姓之间，当年那一种互谅互怒是多么可贵呢！
但这一种关系，似乎已由于他们当年的“二哥”成了一个写小说的人，而在质量上有所檀变了。我猜测大小的到来，一定又是像二小的到来一样有难事相求。并且估计到了可能是哪几方面的事。
也许，正因为有难事相求，大小二小，在我面前才一样的拘谨吧？同时想到，我除了说些体恤的话，肯定还是帮助不了什么的。而这，才正是我内心里多少有点儿难受的原因。
下岗失业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的情况下，我一个写小说的人，再恳切的一封信，又能指望真起什么作用呢？当时不过是自欺欺人地给二小带走了一些“泡沫希望”。好比给赶集的人带了一叠假钞。
现实生活，使他们确信不疑着一个颠扑不破的逻辑，那就是——只要某些官吏肯绘个面子，小百姓的一切困难便会迎刃而解。
大小和二小，从小便是穷困老百姓家的孩子。四十多岁了，一个已有了自己的小家，但那小家的生活质量，几乎每一天都在中国水准的贫困线上浮动着，几乎每一天都有沉沦在那贫困线以下的巨大可能。心理和思想意识，几乎每一天都承受着那巨大可能的压迫。一个至今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小家。甚至连一个起码的栖身之所一张属于自己的chuáng也没有。而且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从自己命运的明天，暂时还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曙光。像这城市里的一个人人视而不见的孤魂似的。而城市本身，却在日新月异着。另外的一些人们，却在灯红酒绿着，狂歌劲舞着，追奢逐糜着，一掷千金地高消费着——你难以否定他们也会受到qiáng烈的诱惑。但他们不偷、不抢、不肯索性变成酒鬼和赌徒，不肯堕落为歹人恶人。对社会和时代也不心怀着深仇大恨似的。他们的灵魂里，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到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会丧失的，对堕落和犯罪的抵抗。在这一种抵抗过程中，他们有时真是表现得像战士一样顽qiáng啊！他们的希望，正体现在他们抵抗堕落和犯罪的顽qiáng之中。
有一个事实是，从八十年代至今，我们举不出任何国产商品名牌是任何明星的功劳。而另一个事实是，我们也几乎举不出任何几位私营企事业家，动辄一抛几百万请什么明星做广告。私营者，自己的钱也。自己的钱，一抛几百万值不值，谁都会暗捻手指算个一清二楚的。第三个事实是，恰恰是某些国有企业的“老板”，慷慨极了，大方极了。争相以高价纷请明星大做广告的心劲儿，也足极了。
美国国家经济信息研究所，在一九九二年做过一项实验，安排一位明星、一位普通人和一只猴子同时作了一则商品广告，结果表明——猴子得票最多，超过明星一倍。其次是普通人。第三才是明星。
按说，中国的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正在经济困境里挣扎。经济效益好了的，即使无力援助同行业，也总可以给同行业做出某些好的表率吧？但我们仅仅从广告意识和行为中，也眼睁睁地看到了令人深感忧患的不良倾向。赠别墅、送车、几百万一掷若轻的现象，真好像要撅起“比、学、赶、超”的“大跃进”！
猴于也罢，明星也罢，普通人也罢，电脑也罢——谁新颖，谁诚信，谁刨意好，谁对产品的说明和介绍比较清楚明白，我们就信谁的。
否则，我倒宁愿受猴子做的广告的影响。
那时我并不能明了，“改革开放”最终要呼唤来的乃是一个商业时代。我想我的许多同代人也不能明了。其实我们当时呼唤的不是未来，面是过去。是建国以后“反右”之前那一段短暂的中国梦的片断。它在我们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乌托邦的美好光彩。
我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当时代宣布改变了以后，绝大多数人是只能也随着改变的。若时代变而入不变，那得有极其雄厚的资本和异乎寻常的资格。你如果企图超脱于商业时代之外，那你必得有祖传的产业足够养活你和你的家。果而有之，你消费祖业的方式，也必是商业时代的方式。你的消费倾向，也必受商业时代的影肉。你如果不得不以商业时代的规则谋职谋薪，不管伤思想上以多么激烈的姿态抵抗它，你实际上已经屈服于它了。
纵观世界，非商业色彩的艺术和文学已属凤毛麟角。我不想声明我一定加入风毛田角。因为我做不到，还因为我不认为只要带有商业色彩了，艺术便不再艺术，文学便不再文学了。清高如郑板桥者，也是为自己的画明码标价过的。更因为我开始意识到，一个商业时代的小说家，靠稿费尽家庭经济责任，而又能相对严肃地进行长久的创作，乃是很“诚实的劳动”之一种。比之不能这样，而不得不向国家伸手讨索，讨索不到就牢骚满腹怨天龙人qiáng。
商业社会的特征，的的确确乃是金钱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命运的特征。它有时太令人厌恶。但细想想，又不见得比政治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的命运更不堪承受到哪儿去。全民政治化是庸俗的政治，全民商业化恰恰是成熟的商业时代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