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毛泽东向全世界发出呼吁：“亚非拉美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被迫的“反帝”，已然使中国和中国人民不得不面对美国这样qiáng盛的敌人摆出“一决雌雄”的姿态了，附加了“反修”的国际使命以后，中国及中国人民简直等于左右受敌背水一战了。
亚非拉美某些国家当然是愿意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但他们首先向中国伸出双手要求援助。
中国及中国人民，不得不在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里，勒紧腰带，过省吃俭用到极点的生活，履行援助的义务。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里未必就半点儿没有敌我悬殊，势单力薄之感。
但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领袖，又必须在全世界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他是中国惟一必须如此的人。
他是中国惟一没有理由没有权力动摇信念的人。
因为他已经在充当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jīng神之父了。
因为他已经被亚非拉美不少国家和它们的人民尊祟为世界上立场最坚定不移的伟大的“反美斗士”了。
中国人今天可以从多方面指摘毛泽东，但却应该衷心感激他当年为中国和中国人民肩负世界性压力而坚挺不屈这一点。
中国有句话——“解铃还须系铃人。”
中美关系的凶铃，是美国系上的。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使那铃凶响不断；尼克松解松了系那“铃”的绳扣。他的名字中的那个“松”宇，似乎意昧着是中美关系中的吉字。
他是主动来叩中国大门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无论他被评价为一位怎样的总统，他对缓和中美关系的作用是巨大的。
苏共对毛泽东思想中“阶级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的理论的批评是对的。
他们对中美关系中毛泽东那种极端qiáng硬的仿佛一万年也不改变的理论的批评也是对的。
但这种批评似乎应该同时针对美国才公正。因为在中美关系中，在当年，首先是美国拒绝与中国“和平共处”。
中国人中，尤其中国共产党中，有一种看法目前依然存在——那就是认为苏联的解体，完全是由于当年开始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滑得太远了。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看法。因为首先，指斥苏联当年为“修正主义”，已经被证明是思想理论上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其次，苏联的解体是三十年以后的事，直接导因非是“极端民主化”，而是一次武力扣押总统的政变；不是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丽是民族矛盾趁政变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集结势力的结果。那政变恰恰是由认为自己最“布尔什维克”的人们gān的。
在毛泽东的青年时期，一切从乡村走出来的小知识分子，如果其头脑中“危世救国”的思想真的很qiáng烈，那么头脑中同时必然树立着某些大文人的榜样。因为中国的几乎一切“危世救国”的理论，盖总结于文人的思想。
中国历代文人，从古自青年毛泽东的时代，盖有“傲”与“忧”两类。“傲”类的文人们，一向备受中国青年文人和青年知识分子所尊崇。因为真优必得投出心去。多数的他们其实做不到。“傲”则不费什么事儿，对时代对社会对他人，既可为姿态上的矛，亦可做心理上的盾。而且，可形可状。
尽管毛泽东本人欣赏李白式的文人，或扩言之曰知识分子，但是在毛泽东成为中国人的伟大领袖以后，李白式的、傲气在骨的大小文人大小知识分子，便几乎没了生存的权力。因为在毛的时代，“傲骨”几乎就意味着“反骨”。
在中国，由于当年政治体制的先天缺陷，领袖即使非是毛泽东，是别的任何人，也将必历同样不幸。
第四章
用一句话说出的思想也许接近着正确；用十句话说出则就意味着并不怎么自信了；反反复复说的话往往离正确甚远——这本书里充满了此类话。此类话提供给人们的惟一的意义是，惹起批判的冲动。
谁心里起了这种冲动，证明谁已在思想着了——我以我的片面和偏激，促使读者享受自己思想着的愉快……
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决定着经济基础的雄厚盈实。雄厚盈实的经济基础，是以商业的空前繁荣为标志的。空前繁荣的商业是冲压机chuáng。它反作用于生产力，是使生产力成为一柄梳齿排列紧密的梳子。甚至可以说，已不再是一柄梳子，而仿佛是一柄——蓖子。
繁荣昌盛的经济时代，对人类社会而言，乃是效果最理想的“洗发剂”。阶级这一缕胶和在一起的头发，遇此而自然松散开来。经生产力这一柄蓖子反复梳理，板结消除，化粗为细。
于是阶级被时代“梳”为阶层。
于是原先较为共同的“阶级意识”，亦同时被时代“梳”为“阶层意识”。
人类社会由阶级化而阶层化，意味着是由粗赂的格局化而细致的布局化了。
格局是极易造成相互对立的存在态势。
布局是有望促成相互依托的存在态势。
而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一大幸事。
一批贪官污吏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在经济领域内依仗父辈权势与jian商勾结牟取bào利的子女们的存在，的的确确证明着“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日趋形成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夸大了予以评说会被斥为“左”，而轻描淡写地予以评说甚至态度暖昧地替之掩丑则等于遮掩了腐败现象。
站在这个两难之点上的一切大小官员、一切知识分子，乃至一切中国人，除非矢口不谈腐败二字，若谈，自己们首先就都难免地尴尬了。
且莫以为他们富起来了便都是些非常之幸福的中国人了。其实，除了在资产的占有方面和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享受方面他们足以高枕无忧而外，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是郁闷多多的。依然是些备感失落的中国人。老百姓的郁闷和烦恼是可以找个倾诉对象诉说的。
老百姓是有权力通过发牢骚甚至诅咒骂娘对现实宣泄不满的，他们却丧失了这种宣泄的权力。
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鸿沟，是再也没法儿填平了。起码在他们这一代是设法儿填乎了。面他们的上一代，亦即他们的父辈们，原本是些曾为拯救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出生人死，功勋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国老百姓爱戴的人物。这一种关系的失落，乃是他们于中国当代诸种失落之一种。最心有千千结之一种。最欲说还休之一种。最惴惴不安之一种。
“文革”粉碎了他们的理想，嘲弄了他们的志向，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正如硬性地、完全不可抗拒地改变了正在成长着的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人生轨迹一样。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文学和学术等等领域，中国的高于子女是很难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他们从小就距这些领域甚远，而离中国政治太近。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家族的观念中，从政才应该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高gān之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们的思想意识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几十年中，这一点几乎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