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这一佣看“买办”式人物们的脸，会觉得那印花像是由“chūn风得意”四个中国字组成的；你从另一侧看“买办”式人物们的另一边脸，又会觉得那个印花像是由“冷暖自知”四个中国宇组成的。面你若从对面正视他们的脸，则会觉得他们的脸似乎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的两半边不太对称的脸拼成的——这一半边脸是专为他们的外国老板们而生的，表情也是专为他们的外国老板而现的。这一半边脸一般肌肉比较的灵活，表情也相应地比较的细致比较的丰富。这一半边脸往往是生动而又善解人意的脸，随时随地会作出诸如忠诚可靠、虚心谨慎、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名利、无私奉献之类的容状貌态，如同是半边中国“劳模”的脸；另半边脸是专为自己的同胞们而生的，表情也是专为自己的同胞们而现的。另半边脸的肌肉不知缘何比较的僵死，表情也相应地比较呆板缺少变化。
另一半脸在必要之时总是会呈现出一种暖昧的表情。那表情仿佛是一种无言的自白。那自白的逻辑意味儿又仿佛是这样的——“请尊重我。请勿冒犯我。尊重我也就是尊重……冒犯我也就是冒犯……”
夹在祖国和外国之间，中国当代的“买办”人物们，虽然身份较优越，却往往不得不于现实中横身而立。这一种存在的姿态，其实也是较累的。做到不偏不倚需要高度的技巧和出色的斡旋成事的能力。当祖国的，或祖国的某一地方的经济利益和他们所效劳的外国老板们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双方互不相让，他们的角色就不免的有些耀地了。
中国在经济发达国家，尤其难以物色到肯于长期为中国的经济利益甘心情愿鞍前马后大效其劳的“买办”人物。
外国的资本家，大抵是与中国政府，而非是某一位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做买卖。在这一种买卖关系中，他们“代理”的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大前提。他们在这个大前提上是绝不含糊的。没有他们自身的可观的经济利益可获，他们是不会“代理”的。其次是不损害他们本国的经济利益。这往往也是他们自觉俗守的一个原则。最后才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也相应地“代理”中国的经济利益。因为法的周密，一切照章办事即可，故“代理”二字，又意昧着公事公办，与在中国的含意相去甚远。
而中国的“买办”式人物们则往往不是这样。因为他们不是资本家，是纯粹的“买办”，故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仅能通过“代理”性服务而获取。所获多少，完全由替外国资本家所作的贡献大小而定。甚至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外国老板对他们的“代理”性服务满意不满意。若他们的外国老板不满意，则他们的“买办”身份将遭取缔。而那身份对他们意味着太多太多。并且，几乎是他们中大多数，在中国境内的最佳话法。所以，他们必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清楚这样一点——首先应该全力以赴做到的，是为自己的外国老板在中国谋取到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这样一点做到了，房子会有的，汽车会有的，高薪会有的。他们的外国老板在奖励他们的贡献时，往往是较慷慨大方的。如果他们确实卓有成绩，那奖励甚至可能是别墅和名车。受着这一种一般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利益的督促，他们的“代理”性服务往往自觉又积极，无须推动。有时，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择手段。他们中某些人，曾替他们的外国老板出谋划策，教他们的外国老板怎样在中国巧妙地避税，“合法”地逃税，以及如何贿赂中国的官员，如何收买和笼络中国的媒体替他们进行宣传。
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第一代“买办”者们“行头”仍在其身的，已寥无几人。有的激流勇退，安享“买办”成果，做阑适的富人去了。
或在人生途中另辟溪径，摇身一变，成了小资本家小业主公司老板什么的。有的被时代淘汰。毕竟，比之十几年前，中国商业相当秩序化了。目前仍是老资格“买办”人物的，那就真是“大làng淘沙”之后，受过种种考验式“洗礼”的佼佼者了。
从这一点评说，不能不承认，“买办”现象，不但改变了某些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素质。甚至也可以这样说，排除时代对人要求越来越多的“教诲”因素而外，外国老板比中国“领导”对他们的素质的“培养”和改造更其成功。因为雇佣关系对人的素质的考核标准是龙为严格尤为设情面可讲的。
第二代“买办”人物们的素质远胜第一代。他们普遍的文化程度较高，拥有国内名牌大学的文凭。其中为数不少的人留过学，拥有国外学位。他们的英语口语水平和笔译水平都较好。他们皆能熟练地操纵电脑。他们对于现代商企策划、宣传、广告包装和营销谋略，都有一套中西合璧的新思路新观念新方式方法。中国人经常挂在口头上那句“洋为中用”的话，体现在他们身上恰是“中为洋用”。
我在我的祖国，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在以中国人为大多数的场合，受着某种“种族歧视”似的。而那又主要是来自于我的同胞们。尽管他们和她们，绝对不是有意识的。
中国文学评论家们笔下口中最廉价的一个词儿是“深刻”。
被认为优等的事物，必定会成为中心事物。
人也是这样。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的进步之一，便是促使人认识到了自己合理的功利主义的权力。
在“硬”道理方面，个人抉择个人追求只要不违犯国法，不危害社会公利不损害他人私利；在“软”道理方面不沾污社会的普遍伦理原理，其实正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自由的。
一个他们中的男人和女人那种种个人得失方面的权衡，其实乃是几乎我们每个人日常所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扮演的不是他们或她们扮演的时代角色，我们不处在他们或她们的特殊境况中，我们不面临他们或她们所面临的矛盾，故我们从局外看，必然非常不宽大不容忍他们或她们权衡得未免过分矫情的功利主义。而在他们或她们，那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现实的。
商和文学对时代的不可或缺意义乃是相同的。不，此话差矣！文学可缺，商不可缺。作家可缺，“买办”亦不可缺。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商业，必然地也是合乎规律地产生“买办”式人物。
中国当代的“买办”式人物们，好比是中国这只窝里的“买办蛋储”。他们在适合的条件和温度之下孵化出来了。促孵的先决条件是时代的条件。温度是跨国经济方兴未艾的作用。而带他们和她们练翅的，却主要是他们和她们的外国“洋教头”。
他们和她们心理上常受“恋窝情结”的纠缠，但所学既是洋式的飞翔本事，便都不免的很想成为一只“洋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