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自身作为阶层的时代，在中国近当代历史上根本没有形成过。以后也难以再形成。
中国工人自建国以后，社会地位，或曰“政治地位”一直被奉捧于几乎至高无尚的地位——“领导阶级”的地位。
所谓“政治地位”一词，我认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是最该被夹人中国历史中不再重提的词。或者，将这一词抛还给政治家和政客仍罢。普遍的中国人，其实只要在公民权方面和法律方面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就足够了。而所谓“社会地位”，又当然是与经济地位发生密切联系的。财经济地位处于社会最低水准的一切人们来说，再高的所谓“政治地位”都意味着是幻田和幻得的荣耀。
在二十一世纪，不管任何国家，对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而言，以上观点都应是一种“思想进步”的共识。反之便是反进步的。于民众方面是不可救药的愚民意识。于执政阶层则意味着是愚民统治。
中国工人目前所面临的“下岗”问题失业问题，不但关乎他们本人之命运，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父母，亦即中国最早一代工人的晚景生活的起码质量，也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独生子女的身体和心理能否健康成长。
经济基础充当媒婆，比任何戏剧和小说里的媒婆，甚至比《西厢记》里那位聪明绝顶又古道衷肠的小红娘更有成功的把握。
平民的女儿们，几乎不可能有所谓爱情的自由。如果她们出落得美貌，则她们必意昧着是家庭惟一有希望中头彩的“huáng金证券”。同时，有权势、有地位、经济基础较优越的男人们，也必跃跃逐色，从四面八方包围她们，取悦她们。十之八九的她们原本对爱的纯真，最终都将发生擅变，大量地掺人非爱的因素。
中国古时有这样—句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员”。“三百六十”尽管是一种形容，但足见中国在商业发达的世纪，确曾有过百业兴旺的局面。建国以后，渐渐的，百业之中除了工业，就只剩“八大员”了。多也多不到十几“大员”去。百业萎缩若此，不能不说是一种经济倒退。按照当年中国领导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再给中国一百年的时间，也是难以建立起雄厚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社会本身呈现出的逻辑几乎总是更富有人情味儿一些的——凡以平民阶层为主的地方，哪怕一个被打上了灰色政治印迹的中小知识分子，不久以后也会欣然自慰地发现，他们被政治所涂改所扭曲的命运，实际上受着大部分平民群众的同情。有时甚至受到暗中呵护。而凡有中小知识分子成分渗入的平民阶层，只要那一种中小知识分子的成分还能较正常地、多多少少地体现出其优点，那一部分平民群众的平民阶层的俗点甚至劣点，似乎便寻找到了克服的“样板”。
中小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的关系，就我看来，实在是一种几乎天然的，珠与蚌的关系。在目前地球上一切国家中，除了平民阶层，再无其它的任何阶层，更加适合中小知识分子能够充分自尊地生存着。
中小知识分子若自成一个群体，更是较难以其乐融融地长久相处。猴子和猴子在一起，各自体现得最充分的是猴性。而且往往是猴性狡劣的一面。当海滩上只有海豹的时候，互斗就会在海豹群中展开。只有当露出海面的鲨鱼的鳍向它们冲过去的时候，集体的恐惧才代替了激烈的互斗。
领导一批工人只要权威加义气就够了。
领导一批农民只要权威加恩惠就够了。
领导一批“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只要权威加一丁丁点儿敬意就够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无需权威只要权力就够了。在中国尤其如此。
但若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则不但要有传统的权威和威力，不但要加上义气和恩惠，还要加上高明的艺术性。
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好比凝聚一个江湖马戏班子。江湖马戏班主们，通常自己便是一流的杂耍艺人。他们驯shòu和斡旋于人的才gān往往都是出色的。
中小知识分子的知识“等级”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大抵具有较为敏感的自尊。他们接近着“无产”，自尊似乎便成了他们较为主要的一宗“不动产”。伤害了他们的自尊，等于将他们掠夺为赤贫者一样。谁若讥他们为“大知识分子”，是最严重的自尊方面的伤害。因为这就好比指着一名科长说：“看，一位大官来了1”此中所包含的尖酸刻薄，有时是会令科长们恼羞成怒的。当然也太超出中小知识分子的容忍程度。他们往往因一个“大”宇耿耿于怀相当长久的日子。但谁若rǔ骂他们“臭知识分子”，他们反面的比较能够忍受。因为“臭”乃是一种泛rǔ。在这种泛rǔ中，他们恰恰感到着与“高级”、“大”的知识分子同属一类的看待。而这不啻给予了他们一种“公认”。此种“公认”又是他们最想获得到的。
玩世不恭乃是中国一切阶层的一切“新生代”的法宝——在今天。
“新生代”们靠了此法宝与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相对抗。甚至，在相当多的一批仕途不畅的政府官员的内心深处，仿佛看破红尘的玩世不恭，往往也表现得琳漓尽致。
当代中国女人中，也极少有真“làng漫”者。女人的làng漫与男人的làng漫，是相互氤氲的“场”。好比水汽与雾的关系。水汽枯竭，则无雾生。男人不再缠绵，女人又何必làng漫？当代中国女人连“作秀”也不屑于“作”làng漫之“秀”了。而争相的改“作”现代之“秀”了。这乃因为中国当代男人在情感方面不仅不再有缠绵真挚可言，简直普遍堕落到了统统善于逢场作戏的程度。男人太善于逢场作戏，女人便以“现代”的姿态和面目虚与委蛇地周旋。而“现代”是女人之làng漫的文化“基因”的“杀灭剂”。
是的，除了她们，试问今天还有哪一些中国人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làng漫的气息？还有哪一些中国人仍具有感动之心？
新兴的资产者阶层并不具有，这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他们即使在慷慨捐赠慈善之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替他们的姓名或他们的买卖做广告宣传，这一点难道不是我们早已看透了的吗？他们在支持某项艺术的时候实际上绝非出于对艺术的敬意；他们在买下一件贵的艺术品的时候，实际上认为自己买下的是有利可图的债券，这也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以上的行为，既与làng漫无关，也与感动之心无关。而仅仅的只与他们自己的名利相关。我们称赞他们以上的行为，实在只不过是因为那些行为不仅满足着他们的名利欲，同时毕竟也布施益处于社会。所以我们在用最热情的词句称赞他们的行为时，我们自己也是绝不感动的。试问，难道我们真的曾因一位大富豪捐蹭给穷孩子一所小学而感动过吗？但我们不是确曾因一名小学教师从他或她的几百元工资中抽出了二百元救助自己的穷学生而潸然泪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