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母亲，却最怜爱她那个最“没用”的儿女。儿女或呆傻，或疯癫，或残疾，或瘫痪，或其丑无比，面目非人，人间许许多多的母亲，都是不嫌弃的。倘那是她惟一的儿女，那么她总在想的事几乎注定了是——“我死后我这可怜的儿子（或女儿）怎么办？谁还能如我一样地照料他，关爱他？”倘那非是她推一的儿女，她另外还有几个有出息的儿女，不管他们表示将多么的孝敬她，不管他们将为她安排下多么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她的心她的爱，仍会牢牢地拴在她那个最“没用”的儿女身上。她会为了那一个儿女，回绝另外的儿女的孝敬，向期待着她去过的幸福生活背转了身，甘愿继续守护和照料她那个最“没用”可能同时还最丑陋的儿女，直至奉献了她的一生，无怨无悔。
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的科技落伍，使我们虚弱的民族自尊心，只能引导我们的目光去看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古代，从祖先的智慧中获得安慰……
的确，我们落后得太久了！我们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许多项代表国家先进程度的指数表上名次靠后……
但，我们就真的没有什么当代性的骄傲，值得我们足以自豪地面对世界大声说——看，我们中国的！同时是世界一流的吗？！
我想说——中国人，别太自卑，我们有的啊！
那就是——我们的兵！中国的兵！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呀！
国内女作家们的文字，我个人认为，普遍而言，似优于男作家们。起码，给我个人的印象是，在文字上，比男作家更敏感，也更jīng心组合。比如池莉、方方、王安忆，以及残雪、陈染等，都是文字极有特点的女作家。
为什么中国产生金庸，英国产生克莉斯蒂，而不是反过来呢？
要知道，中国文学中，探案小说的渊源也很长久啊，要知道，英国的历史中，足以构成一部部侠士小说的素材也不少啊！
又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的中国人，几乎从小都爱读武侠小说，而那么多那么多的欧洲人，几乎从小都爱读侦探推理小说呢？——起码从前是这样的。
爱读武侠小说的中国人，于休闲的同时，亦获得另外别的什么心得呢？
爱读侦探推理小说的欧洲人（六十年代以后的日本人，也开始爱读此类休闲小说），其兴趣又为什么会维持至今呢？
显然，武侠小说的“文学气质”是反对旧秩序而且张扬民间正义的。
显然，侦探推理小说的“文学气质”是一种法制前提之下形成的“气质”。是协助法制的，是反刑事罪恶，破坏刑事yīn谋的。是称颂法制智慧的。
因而，我们从克莉斯蒂的小说，以及由她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中，除了看到大智慧的波洛，同时几乎必看到代表国家司法的官方办案人员。只不过后者们在波洛面前往往显得经验不足罢了。
在旧时代，人心向往武侠，向往清官。有道是：“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金庸小说反映的旧时代，武侠代表了人们的向往，难免带有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
茶馆里，大侠一剑挥去，威而恶者人头落地，听书的人们往往一片齐声叫——“好！”
读克莉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则肯定不能是集体的休阑，则肯定是静悄悄的时光。克莉斯蒂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也完全不必要有什么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
我们的记忆竟是这么的对不起我们！它使我们忘记我们在每一年最特殊的日子里所体会的那些欢乐，那些因欢乐的不可求而产生的感伤，如同小学生忘记老师的每一次课堂提问一样……
中国人盼望chūn节，欢庆chūn节，是因为chūn节放假时日最长，除了能吃到平时汲jīng力下厨烹做的美食，除了能喝到平时舍不得花钱买的美酒，最主要的，更是在期盼平时难以体会得到的那一种温馨，以及那一种生活中难忘的甜呀！
那温馨，那甜，虽因贫富而有区别，却也因贫富而各得其乐……
于是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杨自劳在大年三十夜仅仅为喜儿买了一截红头绳，喜儿就高兴得眺起来，唱起来……
一个人，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他或她多么了不起，多么有作为，一旦到了晚年，一旦陷入对往事的回亿，chūn节必定会伴着流逝的心情带给自己某些欲说还休的惆怅。因为chūn节是温馨的，是欢悦的。
那惆怅即使绵绵，亦必包含着温馨，包含着欢悦啊！……
金庸代表文学的一种功能，雨果代表另一种，林语堂代表第三种，而鲁迅代表最特殊的一种。市场经济更适合文学的诸种功能共存。所以市场经济不是文学的末日。作家应有重视任何一种文学功能的绝对自由。这样才有利于“百花齐放”。
那一种有时很荒谬的多义性，使我自小对“机关”二字心存惕悸。对被指称“机关”的地方，往往避之推恐不及。
自小常从武侠小说中谈到“暗道机关”四个字。
“机关”二字此处又指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错损人利己的狡诈。
“机关”二字既有以上的含意，与“机关”二字连在一起的人和事物，不是就也荒谬起来了吗？
在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下，人的观念所反对和拒绝和排斥的，其实恰恰是人的娱乐要求人的官能所需要的。在这种时候，这种情况下，只要那娱乐的要求并不低俗，观念让步于官能，并非什么可耻的事。
官能渴望吸毒，观念抑制官能，在类似的情况下，观念的坚定才是可敬佩的。反之，观念的顽固是令人不偷挟的，甚而是令人讨厌的。
一个自然的社会，是允许多种观念存在的社会，同时，是尽量满足人的多种娱乐需要的社会。
而娱乐的本质是为官能效劳，不是为观念服务的。
人类社会毕竟需用观念制约某些事物——但受此制约的事物，非越多越好；相反，越少越好。
越少，人越活得自然。
承认自己们在“文革”中是清醒着的、丑陋的可鄙的行径，是在清醒着的状态下发生的，比承认是在疯狂的状态下发生的需要更大的勇气。
却也更接近着“文革”的真实……
“左”是什么？“左”是怎样形成的？“左”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其实说来简单。
当时代需要某些人士的某种表态时，某些人士举起了顺应时代的表态的旗帜，此时他不左也不右，他只是在支持他认为的正确而已。
但是他假如由此得到了一套大面积的住房，他手中的旗帜因此举得更高，宣言的声调更高，这时他的支持热忱其实已开始脱离当时的单纯。
如果他还想拥有一辆车，还想坐到一个什么官位上去，还企图获得来自于更上边的青陈，总之还要讨到更大的实惠——如果他内心里揣着如此这般的许多私心杂念而蹦起高儿挥舞他手中那表态的旗帜，而喊破了嗓子表明他的支持和拥护，而由表现变得表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