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袁世凯告密的内幕，有一段极重要的资料，自来谈戊戌政变者，多未注意。此段资料，出自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乃陈得自荣禄亲口所述者：袁君遵旨来京，预备召见，入见后，传闻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或俟九月两宫赴京阅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来谒，但言他事，绝不询及朝政。袁请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惟有自请死！”文忠笑谓：“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纸呈阅，并观文忠气色行事。文忠阅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
按：如上所言，则戊戌政变记及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光绪于八月初五日召见袁世凯，赐有密诏，确有其事。即袁世凯“袖中片纸”；而观荣禄所答，密诏的内容，即陈记：“传闻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四围颐和园”云云。
《梦蕉亭杂记》又言：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谈。”因夤夜乘火车入京晤庆邸，请见慈圣，均各愕然。越日奉朱谕以朕躬多病，恭请太后训政，时局为之一变。
关于荣禄入京日期，官文书皆载，在八月初十，系奉慈禧太后所召。但据张一《古红梅阁笔记》载，荣禄告袁：“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与陈记“夤夜乘火车入京”之说相合。就情理而论，遇到这样的紧急大事，非亲自进京不可。再看当时慈禧太后的行踪，八月初四自颐和园回宫。至初六忽又临幸颐和园，当然是为了召见外臣方便之故。因此我认为荣禄于八月初五连夜进京晤庆王，第二天慈禧太后复幸颐和园，发号司令，展开政变，这一点已无争论的余地。
要研究的光绪有无密诏赐袁，及袁世凯的态度。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说：八月十三日复有人问荣相曰：“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曰：“然则袁世凯先一同谋者也，既同谋而又出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相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首鼠两端”之语，又见huáng遵宪的诗句。至于荣禄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则既收袁为己用，当然要如此回护。这是必有的政治手段。
康有为自编年谱：闻五日袁召见，上另有密诏与袁，则不知云何矣？
这也好像证实了袁获有密诏。但“不知云何”一语，深为可怪。因为光绪如有密诏付袁，亦必经过四京卿的手，康有为岂能不知？故知康自叙所谓“上另有密诏与袁”，仍是他事后卸责之手法，意谓偾事乃光绪自己授人以柄，所以袁世凯得据此告密。
事实上是绝不会有此密诏的。光绪固不致鲁莽如此，尤其不会赞成围颐和园。同时，如有此密诏，光绪绝不会不告诉四京卿，否则即与白痴无异。而四京卿获知有此密诏，预期旦夕之内，必有巨变，则：第一，要留康有为在京；第二，需要有所部署；第三，必有焦急盼望之情；第四，必然密切注意天津的动态，而荣禄专车到京，亦一定瞒不过去。
第五，必然顾虑到事或不成，便有大祸，预筹逋逃之道。
就以上五点来看，无丝毫迹象，可资佐证。因此，赐袁密诏一说，应不成立。
然则袁世凯“袖中片纸”非出于伪造，即根本无此“片纸”。就情理来说，伪造诏谕，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以袁世凯的脑筋之清楚，岂肯落此足以自速其死的把柄在他人手中？
就荣禄这方面来说，如果察知此一诏谕出于伪造，认为光绪并无不利于太后的企图，正可借袁世凯的告密，牵出谭嗣同夤夜游说的yīn谋，打击四京卿，阻遏新政的推行。而况，包围颐和园的计划，由于袁世凯的告密，事实上已不存在，易言之，眼前并无危机，无须作任何紧急处置。
由此可知，荣禄对外宣称有密诏杀他及派袁世凯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完全是一种借口。由此可以产生下列的效果：一、坐新党以大逆的罪名，逮捕处死。
二、坐光绪以不孝的罪名，为慈禧训政的根据，并为废立作张本。
《梦蕉亭杂记》又记：慈圣以袁君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乱犯上之事，诿之党人，并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
由此看来，荣禄制造此一借口，竟是连慈禧太后也瞒过了。所以如说有此赐袁密诏，应该是出于荣禄的伪造。
第三章袁世凯告密（1）
huáng彰健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意谓政变是预定的计划。其主要的论据，基于荣禄在八月初五并未进京，所以慈禧太后此时尚未得悉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否则，八月初六不会仅捉拿康有为一个人。他认为袁世凯告密的详情，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八方始获悉，于是而有八月初九的逮捕“六君子”及张荫桓。我以为这是不曾深究慈禧太后的心理的说法。
从光绪亲政开始，慈禧太后一直希望她的地位有如内禅后的乾隆。易言之，即是希望光绪如接位后的嘉庆。一方面光绪先意承志，大政及用人，不违背她的意思；一方面能容她在颐和园中优游自在，好好享几年福。是故，只要光绪能如嘉庆，她是绝不愿放弃排云殿前的湖光山色，每天一大早来召见军机的。
至于对光绪，她一手抚养长大，对于光绪荏弱忠厚的本性，知之甚稔，她相信光绪绝不会做出什么悖逆的行为，这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她料准了光绪不敢。至于后来常指责光绪不孝，是她为了把持大政，不得不然的说法。
但是，慈禧对光绪，有一防范极严的顾虑，就是怕有人“教坏”了他。第一个引起她警惕的是珍妃。文廷式大考第一，卷子发下来时jiāo代名次：“第一不动，其余皆可动。”此为光绪明知自己的做法不对，而还是要做的明证，亦即明知珍妃的话不能听，而还是要听的明证。这就不仅“教坏”，直是蛊惑了，所以慈禧非去之不可。而“教坏”珍妃的，又是文廷式，因而亦非被逐，并永不录用不可。
第二个是翁同。我相信恭王在戊戌四月十一临死以前，光绪奉慈禧临视时，恭王一定对慈禧作了“他一死，翁同如挟帝而有所作为，恐无人可以压得住他，故太后必须慎防”的谏劝。此为慈禧恶恭王，甚至不准他祝寿，而始终之典之优渥，几可与雍正之待怡亲王允祥相比拟的原因。
在恭王死后不到半个月，果然而有四月廿三，翁同亲自草拟的“定国是诏”，接着有四月二十五日，着康有为于四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的上谕。其间翁是否保荐过康有为，或至少不反对召见康有为，话很难说，因为翁同日记是经过他自己改过的，痕迹已泯。但一通“定国是诏”，已足以引起慈禧的极大警惕。于是在荣禄与刚毅合力相倾之下，慈禧断然决然地驱逐了帝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