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一番大振刷，皇帝特别召集吏部尚书陈廷敬等人，作了一番极长的训谕，他说；国家建官分职，经理庶政，必须拿出忠心来！大官守法、小官廉洁，各守职司，实心任事，才可以不负提拔。他亲政以来，不敢丝毫怠忽，所以对于大小官员的行事，无不深知，一再指出缺点，谆谆告诫，然而他是失望了。
他指朝中群臣，自大学士以下，有职掌的官员，全然不知勤慎供职，只知道早早出街，偷安自便，整天三五成群，互相jiāo结，套同年、门生的关系，彼此援引，或者同谋陷害他人；或者徇庇同党，营私舞弊，这种种情形，他亦无不明瞭，只是隐忍不言，期望各人自己良心发现，洗心革面，改过向善。
他又说：他最重视九卿科道的会议，期望集思广益，斟酌至当。结果不过一两人倡仪于前，其余的应声附和，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甚至有些人参加了会议，却茫然无知，到散会都不了解议的是些什么？像这样子，试问国是何凭？
至于人才进退，关系重大，某人贤、某人不肖，或恐不尽知悉，所以凡遇紧要的差缺，特令会同推举，一方面让好人得以出头；一方面亦是希望被举的人，心里有这样的警惕，倘或不是实心奉公，失职得罪，必定会连累推举的人，于是勉力自励，力为好官。六部九卿诸臣，如果体会得这番意思，理当从公选举，才是不负委任。而历年以来，所举者称职的固有；但贪黩的亦复不少，这都是由于太看重情面，或者植党受贿所致。像这些人，自反其咎，虽加正法，亦无足惜；但他实在不忍见臣下身罹法网，所以往往宽大处理。不幸地，宽大变成姑息，姑息足以养jian，积弊愈来愈深，物议沸腾，民愤愤激，以致言官列款参劾，岂能再不闻不问？
此外，明珠的党羽，吏部尚书科尔坤，户部尚书佛伦，工部尚书熊一潇，平日望风承旨，甘作爪牙的，亦都一起被免了职。消息一传，人心大快；尤其是余国柱láng狈出京，见者无不嗤之以鼻，真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了。
不肖一去，贤者进用，皇帝经过慎重的考虑，选拔了三个人当大学士，第一个是伊桑阿，他是满洲正huáng旗人，跟汤斌是同年，由礼部主事，循资升任尚书，为人厚重老成，极有操守，是满洲大臣中的佼佼者。最近在礼部尚书任内，办理太皇太后的大丧，勤慎将事，深得皇帝好感，所以首先被拔擢入阁。
第二个是阿兰泰。他家是满洲八大贵族之一，姓富密氏。阿兰泰以笔帖式起家，能gān而谨慎，当三藩乱起，承旨宣达军机，详查明白，而且能够把握时机，迅赴事功。最难得的是，操行清谨；本来与汤斌同为工部尚书，这时入阁拜相，死者哀而生者荣，运气大不相同。
第三个是汉人，名叫徐元文，字公肃。他是徐乾学的胞弟，行二；老大乾学，老二元文，老三秉义，合称“三徐”，而徐元文是他们兄弟中，最杰出的一个。
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的状元。闲雅方重，敦品励行，与他的老兄，简直不像同胞手足。皇帝因为他曾充经道讲官，深知他的品德，特地将他由户部尚书升任为大学士。
这以后不久，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又为郭琇一疏，严劾去职，于是皇帝进行第二次改组政府，老弱贪庸的，纷纷休致回籍。起用熊赐履为礼部尚书，而郭琇则被超擢为左都御史。
不幸的是，汤斌始终被皇帝所误解，他说：“我待汤斌不薄，而他一直怨讪不休，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就为了有这样的误解，终康熙朝六十一年，汤斌生前的德业，不能受到表彰。直到世宗雍正十年，方下诏以汤斌人祀贤良祠。
高宗乾隆元年，汤斌得到了一个谥号，而且是极其难得的“文正”。
道光三年，以汤斌从祀孔庙。有清一代，以名臣从祀孔庙的，一共只有三个人：汤斌、陆陇其、张伯行。
陆陇其后来亦由知县行取为御史，殁于康熙三十一年。在他死后两年，皇帝忽然想起他，要放他做江苏学政。死后得官，传为美谈。他的谥号叫“清献”，照他的官位，不应得谥，是出于高宗的特旨。
张伯行是汤斌的同乡，也讲理学，也做过江苏巡抚，号称“天下清官第一”；但张伯行的清官比较容易做，因为他是富家子弟，可以从家乡带了钱到任上去用，不如汤斌那样坚苦卓绝。
康熙一朝，清官最多，但清官册上的第一名，无论如何不能不推汤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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