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战友”中有人说：“周北方现在傲气得很，身份也高贵得很了，出国住总统套房，与某某公子亲密无间，几乎可以称兄道弟了！”
首钢的朋友中有人说：“首钢快成周家的父子承包公司了。周冠五会见重要的外国商团，陪晤的往往只有他儿子！”
很知内情的社会人士说：“除了一个陈希同，周冠五根本不将北京市委放在眼里！他对陈例外，那也是认为陈和他背靠同样的大树！否则他敢一贯地傲视冶金部，公开与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大唱反调？”
我曾见过一册首钢的内刊《开拓》。周冠五的标准照占据整个封面，内刊中的特大字通栏标题竟是“周冠五同志最新指示”、“冠五书记发表重要谈话”云云。
我不能不认为，我所听到的种种，无论出于哪些人之口，都不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
于是我决定给北方写一封信。
执笔在手，面对稿纸，竟不知从何谈起。
尽管如此，信还是写了，也寄给他了。
不过只有两行字，是用很粗的签名笔写的，写在一张洁白的打印纸上。
那两行字是——高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yīn也。
我是用楷书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写的。希望他能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自省且自律，自警且自诫。
我是用最大信封寄的。因不愿折那一页纸。而且贴的挂号邮票。我想他肯定是收到了的。我已无法将我想要说的话表达得更明白、更易懂了。除非他弱智。
我抄录给他的是汉朝刘向的两句话。
没有回音。
我也并不期待着回音。只不过是对他毕竟帮过我一次的回报。虽则非是我本人求助于他，而是替别人求助于他。
如果说还有别的什么因素促使的话，那便是“知青”“战友”间的一种情谊了。倘在他那一方，对我确曾有过的话。我想最初无疑是有的，这我能感觉到，我也不弱智。我想后来就消弭了，因为那是我和他都无法长久保持的。好比《红灯记》中李玉和说的——“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再后来，收到过以他名义寄来的一份印刷jīng美的请柬——他的公司将举办晚会。
一名当年的“战友”也收到了，打电话问我去不去。
我说：“不去。”
又问：“没空儿？”
我说：“有空儿也不去。”
再问：“为什么？”
我忍不住大声吼道：“你听着，周北方正在得意扬扬地迈向险境！腐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也会物色扩散体的！”
对方沉默良久，低声说：“那我也不去……”
再再后来，就听到他被逮捕了。
我相信，此一经济大案，在全国公布以后，周冠五将因他的儿子又一次“名声大噪”了。正如北方因他的父亲，当初由一名北大荒知青而在首钢青云直上，几步跃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职。
有传言说他已经死了；
有传言说他并未死，但成了植物人，不能更多地jiāo代什么了；
有人认为他不死也得被枪毙；
有人认为他还能更多地jiāo代什么也没用，因为牵扯到了某某公子，因某某公子又必然地将影响到……
——好像就要像有些人胡说的那样“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
这未免太偏激、太悲观了。老百姓的头脑中，自有他们自己的逻辑，不管这种逻辑错与对。
正如他们所说——死了谁地球都会照样转！中国都会照样发展。
但我每每想及北方，心中总不禁顿生一缕悲哀。
如果他不是周冠五的儿子，他的人生绝不会这么个了结法儿；
如果他不和那某某公子关系密切，他的人生也不会这么个了结法儿；
如果他父亲不自恃有背景，两年前就该弃权下台了，也就不会自作主张地将他推到类乎首钢“第一把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
北方，北方，你知道吗？——我为你一叹再叹。
叹你，于你又有何意义呢？
悲你，于我又有何祈求呢？
二、我们都曾跪下去过——“三资”企业备忘录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韩国女人为“婊子”，并且白纸黑字写着——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对于女人是极大的人格侮rǔ。我明白是在侮rǔ她，也准备好了承担这一后果的法律责任。但我并非一个以公然侮rǔ女人为能事、为快事的流氓文痞。
珠海发生的那事件，似乎没见过有哪家报转载，甚至没见过哪家报间接地报道过。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吧。就我的读报范围而言，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大有影响的报，似乎皆保持着暧昧的沉默。尤其电台和电视台，据我所知，概无评说。给我的印象仿佛是，中国的一切媒体，对那事件，一时都装聋作哑起来。这就使我不禁作如是之想——也许都收到了“新闻回避”的指示？
在珠海有一家韩国的电子公司，管理者是一名韩国的三十多岁的女人。职工尽是中国人。那韩国女人，蔑视中国早已颁布的《劳动法》，经常迫使中国职工加班加点，最甚的一个月竟加班二百五十多个工时。平均每天八个多小时，相当于一天gān两天的活。而且加班加点是无偿的。敢有抱怨者，即刻开除。那韩国女人，性情bào戾乖张，动辄对中国职工大加训斥，甚或打骂。数百中国职工，竟无敢抗议者。一次又迫使职工加班加点。一星期内，不分昼夜，除了吃饭，不许停止。即使吃饭，也不许离开工作台，只能守着工作台吃盒饭。一个星期内，包括每天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全体中国职工只获准了不足十小时的休息时间。说是非人的对待，真是一点儿也不过分，一点儿也不夸张。
正是在这一个星期里，在职工们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后，在被允许的十几分钟上厕所的时间内，有一个并不上厕所的老职工，实在坚持不了那一种巨大的疲劳了，伏在工作台上打起盹来。而这一情形，被那韩国女人巡查时发现，操起一块铝制台板，朝老职工掷去，击在老职工背上。
她大发雷霆，吼叫着，命各班工长召集全体职工肃立在她面前，听她训斥。
全体职工默默地肃立在她面前，默默地听。
那韩国女人，竟又喝令全体中国职工，包括各班工长们，跪在她面前“反省”。这真真是一人有“过”，众人皆罚。这一种现代企业的野蛮之至的“管理”方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生在我们这个早已完全独立、主权完全自主的国家，能不令人震惊，能不令人联想多多吗？这一事件，即使摆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全球大背景来看，也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啊！
然而，一百多名中国人，一齐地，全都跪了下去。不但全都跪了下去，而且全都低下了他们的头，在一名三十多岁的韩国女人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