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上午，他打来电话要到我家见我。
我问他，在哪儿？
他说，已在北京。
问，何时来？
说，立刻来。
问，什么事？
说，非常严重的事。
但他上午没来。
中午，他的司机从哈尔滨打来电话，问我见到他没有。
我说还没见，说他是要到我家来的，但不知为什么还没来。
司机说：“公司出事了，被查封了。”
我诧异地问，为什么？因为前两天，黑龙江电视台还播了他与众多外商签署开发项目协议书的新闻，并有一位领导人物到场祝贺。而电视里的吴振海神采奕奕，侃侃而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踌躇满志。
司机说：“老板见了你，会亲口告诉你的。”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想了想，并没太往心里去。估计是经济纠纷。近年，在形形色色的经济纠纷中，某公司被起诉、某公司被查封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而且，当时往往被传得惊天动地，不久又风平làng静了。
下午三点多，另一位中学同学给我打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司机的话，嘱我千万不要再见他了。对方是为我好，知道我的性格弱点——于“情义”二字上，往往掰扯不清。
我说：“不是我见不见他的问题，是他要到我家里来呀。他一没杀人，二没放火，三没投毒，四没qiángjian妇女，不是恐怖分子，我也没见到什么通缉令，他若站在家门外了，我能不给他开门吗？能不许他进吗？”
那同学语重心长地说：“晓声啊，反正你可要心里有数。”
我又认真想了想，仍觉事情的性质不会太严重。我首先排除了他贩毒、贩军火或出卖国家机密、被收买为特务的可能，在此前提之下，我决定他来了我还是要见他的。
大约一年前，我曾陈书哈尔滨市的领导，指列吴振海优点、缺点各数条。缺点中诸如：好大喜功，qiáng烈的表现欲，习惯于夸大其词，为了获得成功可能不择手段等等。
这些缺点，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我来批评、指出他才不生气。我陈书之目的，正在于使市领导对他有更透彻的了解，更好地驾驭他和他的公司，能使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更不至于犯法。同时为我们共同的家乡哈尔滨市做更多贡献。
市领导在我的陈书上批语：难得一片诤言，读来令人感动。请吴振海同志阅后自己保留，依言谨慎自戒。
于是信转到了他手里。他果然并不生气，还请我和另两名中学时代非常要好的同学吃了一顿饭。
记得他当时说：“钱财身外事，人生尚有二三知己，值得欣慰了。”
我又联想到，大约半年前，我代中学班主任向他求助，希望他能暂借一套房子给老师住。老师年纪大了，居室无厕所，十分不便。
他显出为难的样子，说他虽然是开发住宅的，但在图纸阶段都已定价售出了。
我说：“那我不管。师恩不可忘。何况并非要，只不过是借。老师的家址，总归是要动迁的。我担保，以后还你就是。”
碍于我的情面，他答应了，但答应得很是勉qiáng。此后一拖再拖，并不兑现承诺，也使我不再好意思督促他。
有一件事尤其使我生他的气。哈尔滨市作协主席林予，当年广受好评的《雁飞塞北》一书的作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大荒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我的文学师长，也是我忘年jiāo。哈尔滨市作协定级低，林予主席是正处级gān部。按市里规定，处级以上gān部才可以公款安装电话。一位市作协主席，家里没有电话成何体统？但林予老师受迫害多年，牢狱生活早已损害了他的健康。“文革”后其实没再发表多少文章，无稿费收入，经济状况拮据。若自费五千多元安装电话，对他是一笔大支出，一时是凑不足的。我让他放心安装，之后去找吴振海请求资助。为此我当面向吴振海提过二三次，并写过一封长信给他，向他指出，这样的善事义举，一家经济实力不弱的大公司，是一定要做的。我甚至曾建议他，每年从利润中拿出五万，设一项慈善基金，命秘书平时看报，一旦发现需要救助之人之事，及时寄些钱去。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济世扶贫，何乐而不为呢？
他却只是笑笑。
后来我知道，连林予老师的电话安装费，他都没给报。答复人家说：财会有制度，没名目下账。
我拨长途电话将他骂了一通，因为他每每请人吃一顿饭就几千元的啊！而且常动员我这个最不愿做陪客的人为他做陪客！
在那之后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理他，见了面也很冷淡。
后来林予老师病重，我分两次请人捎回哈尔滨五千元钱。第二次的三千元捎回哈市时，林予老师恰在前一天去世。
……
获知他的公司被查封的消息时，我对他的气还没完全消呢。
半夜十二点左右，电话骤响——是他打来的。见后知道是用手机打的。
问他在哪儿？
说在我单位的门口。
让他到我家里来。
他说太晚了，到家里不方便。
我只好穿上衣服去见他。正是冬季，夜里很冷。他在一辆出租车里。我刚一坐入，他即命司机开车。我仿佛被劫持到了他住的宾馆。究竟哪一家宾馆，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
我问他：“你究竟犯了什么罪？”
他大叫冤枉，说何罪之有！
又问他：“把我带到这儿来gān什么？”
他说，请我帮他写申诉材料。
我正希望细听端详，于是他说我记。他是信誓旦旦，我是半信半疑。
我说：“吴振海，我不信对你采取的行动完全是打击报复。”
他说：“等真相大白了你就信了。”
天亮后，他仓皇离开宾馆，说要避一避。
我说：“既然你自恃清白，又避什么呢？大摇大摆回哈尔滨去，法庭上见分晓嘛！”
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也得打的才能回家啊，可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
他掏出了一沓钱塞给我。
我板起脸说：“振海你这是gān什么？”
他大窘，连道：“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
我从没见他那么失魂落魄过。
我从那沓钱中抽出一张，眼望着他坐的出租车从视野里消失。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大约也是他在北京见到的最后一人。
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从此逃亡国外。我以为，起码他对家人和亲人会承担起主要责任的。
后来他家被抄，弟弟、弟媳、妹妹、妹夫、姐姐、姐夫、女儿、女婿纷纷被传讯、拘审。
此后两年内，流言种种，他的案子也在流言中忽轻忽重。一个时期有人说，他的家人、亲人就要全释放了，吴振海也可以从国外回来了；一个时期又有人说，案子更大了，已通过国际刑警在缉拿他。
总之，两年内，他的家人和亲人中，几乎只有他老母亲是自由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