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是由中国电影《红樱桃》引起的。
我们的朋友们首先提出一个纯“艺术观”的质疑——《红樱桃》中的女主人，究竟是一个虚构的艺术人物，还是一个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他们觉得女主人公只不过是一个艺术人物。如果是艺术人物，又怎么可以借助纪实手法，打出字幕，告诉观众她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北京呢？这不是违反纪实原则的吗？
平心而论，日本朋友们的质疑，是不无道理的。
我们也当然知道，《红樱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虚构性远远超出了真实性，整部电影的故事，显而易见，取材于一篇虚构的小说《人皮灯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逻辑牵qiáng。
于是话题引到了《南京大屠杀》。他们曾要求观摩这一部影片。但是我们没带去。据说，电影局的同志认为，友谊jiāo流，还是以不带那样一部影片为好。
八十三岁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导演新膝兼人先生缓缓开口道：“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南京大屠杀》呢？我不明白中国朋友究竟有什么顾虑。”
中西隆三先生接着说：“原子弹，使广岛和长崎死了二十四万多日本平民百姓。这个数字准确到个位。是以户籍本为普查根据的。每一个死者，都以生前户籍本上的照片为证，注明当时的年纪、婚否、家庭情况，详细得无法怀疑。而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方的死亡人数，又是根据什么统计出来的呢？在日本，目前有四五个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书。都是中国人写的。每一个书上的数字都不一样，叫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一个数字呢？……”
我们中方成员中，除了我，没有谁较认真地研究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
我作了这样的回答：“朋友们，我不得不承认，日本对原子弹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毫无疑问比中国对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jīng确。但是中国的统计也是不无根据的。只不过以前忽略了jīng确统计的必要性，给五十年后的统计带来了困难。我更想告知朋友们的是——在日军侵华八年中，死于日本战争责任以及惨遭日军杀害的中国平民百姓，约在三四千万之众。相对于三四千万而言，南京大屠杀究竟有三十余万还是二十余万中国人遇难，真的对日本和日本人具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
日方的朋友们沉默有顷后，还是德高望重的新膝兼人先生缓缓开口道：“我看我们不必再就这个问题讨论下去了。侵略就是侵略。在侵略战争中，在半个世纪前，怎么可能不屠杀被侵略国的人民？尤其是遭到抵抗的时候。屠杀了，便是罪恶。我们不可以对日本过去犯下的侵华罪恶持怀疑态度。任何怀疑态度，都有对日本的侵华罪恶进行开脱之嫌……”
在共进晚餐时，中西隆三先生通过翻译主动与我jiāo谈。他说他并不是替日本的侵华罪恶持怀疑态度，他只是替中国感到遗憾。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将证据和数字收集得更翔实些呢？他说，在日本，持怀疑态度的人其实为数不少，有些中国人写的纪实书籍，数字彼此矛盾，反而使持怀疑态度的人更加怀疑了……
我说，有的日本人，当年日军侵华时，到过中国南京，现在中国“开放”了，他又到了南京。时隔半个世纪，他到处走着，看着，竟得意扬扬他说——“南京，我又回来了！”
我问，说这样的话，持这种得意心态的日本人，是对的吗？
中西先生立即回答：“这不对！这很可恶！”
晚餐后，中西先生似乎还有许多话要与我jiāo谈。我看出了这一点，就邀上翻译，请他们同到我房间去做客。
在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坐定，翻译坐我们之间。中西先生望着我那种凝重又恳切的目光，使我看出他内心里有许多重要的话，欲对我，一个中国作家和电影编剧倾诉。使我不禁地暗想，如果我们不需要翻译就能够直接jiāo谈多好！
我说：“中西先生，也许您非常想知道，一个我这种年纪的中国人，是否会对日本人怀有历史遗传给我们的仇恨感吧？”
翻译将我的话译给他听后，他不禁一愕，表情更严肃了，目光更凝重了，连连点头，用发音不太准确的中国话说：“是的，是的……”
我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手指夹住两端给他看，同时说：“烟不会越吸越长。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中日两国，五十年前是冤家，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因为许多中国人和许多日本人，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可贵的工作。我们中日电影剧作家之间的jiāo流，其实也具有促进中日友好的意义。我们共同都要做的，不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记住仇恨，而是要告诫他们，永远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对不对？”
翻译将我的话译给他听后，他连说：“对，对！这正是我们这一代日本人所要努力做到的！”
我吸那支烟时，他又说：“我们这一代日本人，铃木先生、山内先生、胜目先生、马场先生等，“二战”时期，都是儿童和少年。日本所遭受的原子灾难，在我们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记忆。当我们渐渐长大后，我们才明白日本为什么会遭到原子灾难，才明白我们日本，也曾给亚洲别国的一代人，主要是中国的一代人童年和少年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记忆。所以我们既怜悯自己，也怜悯他人。我们是jiāo替做着三种噩梦长大的一代日本人──原子灾难的噩梦、侵华罪恶的噩梦、中国向日本军事复仇的噩梦……不知不觉我们老了，年轻人已经厌烦了我们这一代的忏悔和教诲，我们却只有羡慕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地活着，不再受战争恐怖和战争罪恶的影响多好！……”
翻译将他的话译给我听时，他将他的笔拿在了手里……
我将一页白纸推给他……他在纸上写下这样两行中文：
人类爱和平，世界永和平！
让我们共同反对战争，日中友好万岁！
我猜，这两行中文字，一定是他常写常练的。
我很珍视地将那页纸夹在了一本书里，并带回国了……
我们离开日本那一天，是雨天。日方预先并未安排中西先生送我们，但他冒雨赶来了。连把雨伞也没打，衣服淋湿了。每一个日本朋友都无例外地送给了我们小礼物，从笔到咸菜……
和美国的关系，很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关系──剑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患人物，却同时扮演了对方的儿子的监护人角色，类乎义父的监护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儿终究是要长大的。那小孩儿必然地也就长大了。轻功硬功内功外功都具备了，甚至足以和他“过招”了，眼见着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这时他的“监护人”角色便有些尴尬起来。他的“江湖地位”，也便不时地受到自己的“监护”对象和“培养”对象的滋扰了。也许还远构不成威胁，但的确使他从此平添了某种不安的心事。这心事越来越成为他的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