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愤胡兵父，常为汉国羞”、“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但得将军能百战，不须天子筑长城”、“huáng河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将帅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这又是大功告成以后，名帅勇将们的生活归于寻常寂寞之境时的心态。他们那时内心深处，相信皆有反思和失落，当然折she出的也是一种政治心态。所引虽为古诗古词，但从古至今乃至将来，凡将帅，凡军人，心路莫不如此。别国的将帅军人也不例外。巴顿便是极典型的一个。
“光被四表，格子上下”、“一轨九州，同风天下”、“无偏无党，王道dàngdàng”、“泽被鱼鸟悦，令行草木chūn”——这便是以摄国政为己任的帝王们的思想的至高境界和抱负的远大无边了。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意指帝仪王威的影响，直可达到四面八方极广袤的疆域，而且存在于天地之间。
“一轨九州，同风天下”——当然指的是亿万人的意志和意识，统统统一在帝王所颁的神圣的种种法令之下。
“泽被鱼鸟悦，令行草木chūn”——李白的两句诗。非常明白地形容：其恩泽连鱼和鸟都感到愉悦、感到幸福，其旨令所及之处，使花木如同chūn天到来一样欣欣向荣……
以上便是帝王思想中最积极的内核。当然，并不产生于帝王们的头脑中。古今中外的帝王们，头脑中没什么政治思想的比头脑中有点儿政治思想的多得多。帝王们头脑中的政治思想，或者不用“政治思想”这个词，而用“治国思想”四个字来说——大抵是在知识分子们的“思想教育”之下形成的。中国民国以前的知识分子们亦即传统文人。所以历代中国帝王们的治国思想，又几乎是历代中国传统文人们的治国思想的“折光板”。故中国五千余年的历史中，其实没有几位帝王真正算得上是政治思想家的。进言之，中国帝王思想中所体现的那一部分最积极的治国思想，归根到底是中国历代传统文人们治国思想jīng华的集大成耳。由于这一种思想首先从传统文人们头脑中产生，总是具有着非常显明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这一种理想的终极目标，一向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非是一个“共和”性质的国家；一向是以一个好皇帝为前提的，而非是以一个好制度为前提的；一向是以王权为最高权威的，而非是以宪法和法律为权威的；它主张从“人治”走向“仁治”，但是几乎从来也没提出过以法制取代“人治”的主张。更不敢提出以“法制”限制王权的要求。尽管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呼吁，但止于王子，绝不敢再往上比说王子的老子帝王本身。并且，那呼吁乃是在较开明的帝王们执政时斗胆说出的……
那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亦即没有系统地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的毛泽东，他头脑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是怎样的呢？
须知在那一时代，完整的系统的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尚没在中国出现。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册中译本的马克思著作是《共产党宣言》。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非常令后世遗憾地并不曾出国留过学。
斯时欧洲各国政治思想活跃，“共和”思想的主张和要求极为盛行，日渐成为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崭新的国家观念。它与历代中国文人们所理想的由一位好皇帝替一个国家当家做主的国家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当年凡是出国留过学的，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进步青年，头脑中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共和”思想。他们中最敢作敢为的伟大的实践者是孙中山。
孙中山当然是一位伟大的“造反”者。他的“造反”目的极其明确，不仅是要改变他所处的黑暗中国的现实，而且要彻底铲除影响中国文明、进步、发展的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帝王政治的根基。要建立一个“共和”性质的新国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未达目的，死不瞑目。
毫无疑问，孙中山头脑中思考过“功成身退”的问题。因为他明白这乃是一个“共和”性质的新国家的至高原则。总统不同于帝王之处正在于总统不可以终身。一个“共和”性质的国家的宪法中若无这一条，它必是一个虚假的共和性质的国家。孙中山当然并不想创建一个徒有虚名的“共和”性质的国家。尽管他曾被公选为“终身大总统”。但是当袁世凯bī位时，他并没有为保住自己“终身大总统”的地位即刻下令讨袁。他让位的前提是，要求袁世凯保证继续“共和”制。袁氏背信弃义，复辟帝制，这才激起孙中山向全国发布讨袁令……
《共产党宣言》中的火药味儿，想必非常鼓舞青年毛泽东头脑中的激情。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gān谁gān？”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文革”中被谱了曲，由千千万万红卫兵唱遍全中国的两段“语录”，据言就是从历史资料中翻阅到的，青年毛泽东说过的两段话。
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并不标榜自己是什么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更明确地说，马克思本人并不是“bào力革命”的积极的倡导者和鼓chuī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并不希望看到“bào力革命”真的发生的社会学者。他的《共产党宣言》，是在以学者的敏感和卓越的社会dòng察力向资本主义发出最后的最严峻的“报警”——如果资本主义本身还不能以有效的方式缓解它所造成的尖锐的阶级矛盾，那么bào力革命的发生势在必行。
现在我们也从历史资料中知道，“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只是在起义成为事实之后，他才本着一位有大无畏正义感的社会学者的良知，对起义进行舆论上的道义上的声援。并且严厉谴责资产阶级武装对起义的血腥镇压。
马克思本人确曾在他的家中接待过、周济过、掩护过早期的各国共产党人。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打算成为他们的“bào力革命”的世界级领袖。他视他们为“革命家”。但是从来也不以世界各国“革命家”们的“革命理论家”自居。他一方面天才地分析“bào力革命”的社会原因，预见“bào力革命”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以忧郁的而并非惊喜的目光审视“bào力革命”。我们多读一些有关马克思的回忆录和传记便会知道，其中以较翔实可靠的根据告诉我们——马克思并不认为“bào力革命”是“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方式。
诚然，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纪念马克思的文章中曾说过——马克思首先是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导师”，按照他的革命理论进行“革命”，并将这种“革命”的目标在全球实现，乃是对马克思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