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怎么可能有卡登那种人啊！
然而正是在“文革”中我理解了雨果和狄更斯——他们将极善之人性置于血腥时代进行特别理想主义的呈现，乃是为了使人性善发出极致之光！
至于王尔德，这位主张“为文艺而文艺”，并且放làng形骸的文化知识分子，也满怀真诚地为欧洲的孩子们写出了《快乐王子》那么动人的童话！它像《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一样，滋润过几代欧洲少年儿童的心灵。
以我的眼看来，启蒙时期的欧洲作家及文化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共同肩负起的文化自觉无非体现在这几方面——坚定不移地反对王权专制及其专制下的bào行与丑恶；坚定不移地主张并捍卫思想自由的权利，同时为新时代接生“新人”；以饱满的热饮呼唤善的人性与正义之人格。
因为他们知道，倘无善的特侦，所谓新人，也许还不如善的“旧人”值得尊敬。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新人”如是说：“他们那么做是因为他们身上最好的一面要求他们那样；如果他们换个做法，他们身上那最好的一面就会感到屈rǔ和痛楚，使之烦恼，他们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
至于尼采，我至今不知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哲学家。“上帝死了”固然是一句包含哲学意味的话，但仅仅一句话构不成哲学。至于他为德意志帝国所“接生”的“超人”们，在我看来是人类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的人性是冷酷无情的。一旦另一部分人类被他们视为敌人，他们便会按照尼采的思想指令系统，“将战靴踏入敌人口中”。故希特勒后来在德国军队中散发尼采的“超人”小册子一点儿也不奇怪。
三
梁启超倡导“以小说塑新民”之当年，其实并没几人响应。鲁迅在做着与契诃夫一样的事，意义与契诃夫之于老俄国一样深刻且深远。几乎只有沈从文悟到了什么，却没有根据证明他肯定受到了梁氏的感召。他的湘西山民系列小说中之人物，虽然区别于同时代许多作家笔下的中国男女，但由于着力于表现“原始的生命力”，故“蛮民”特征显然，便只丰富了那时的文学人物画廊，并不具有“新人”基因。多少受到东方佛教思想与西方基督思想影响的冰心也分明悟到了什么，低调地秉持“爱的文学”亦即“善的文学”跻身文坛，但与风起云涌蕴育着革命的时代格格不入，她以女性心温所代表的一种文学现象，也没获得足够的支持。巴金在《家》中的确塑造了觉民等“新青年”形象，但在初版的《家》中，觉民其实是无政府主义信徒，证明着他内心深处的迷惘。《早chūn二月》中的萧涧秋其实算得上一个“新人”，因为他有拯救意识——先是参与了拯救国家的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退隐于小镇，转而拯救文嫂母女，却成为小镇人们舌尖上的飞短流长之笑柄，结果文嫂的女儿病死后，文嫂也自杀了，于是宣告他的拯救使命适得其反。电影《大làng淘沙》中的金恭绶与其革命引路人之间有一番对话耐人寻味，当金恭绶欲将仅有的两块银圆送给可怜的老码头搬运工买药时，他的革命引路人对他说：“你帮得了一个，帮不了全中国千千万万的受苦人！”
这句话暗含着的深意是——善即革命；上善即献身于革命。否则，不能实现真善之愿望。
四
回眸每望，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确乎能从历史的光线中看到一批与新时代共舞的新人们的身影，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许多新人按照一样的思维说一样的话，独立思想等于饮毒自杀，人们逐渐习惯了四目相望锁唇舌，连目光里都不再流露半点儿真思想。于是恰恰是本有资质焕然一新的那些国人，几乎统统变得比“莫谈国事”时的中国的“旧人”更旧。
斗争文学成为主流文学。
一部农村小说中的翻身农民老汉说：“我以后活着只有一件主要的事了，就是瞪大两眼，每天盯着马小辫的一举一动。”
马小辫者，老得仅剩几颗牙的老地主而已。
阶级斗争以话剧的形式演绎到了只有三口人的家庭中，年轻的女婿与贪小便宜的丈母娘之间“原来”也存在着寻常日子里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也进行到了公社的海椒地里，这次英勇斗争的主角是少年——他发现也同样老得仅剩几颗牙的老地主偷了几个海椒。阶级斗争既然必须以“坚决斗到底”的原则来进行，结果是不敌老地主的少年被掐死了——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话剧在全国上演，每一个观看了的少男少女的头脑中都从此不由自主地绷紧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根弦。
“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成为了时代教义。
由于缺少宗教情怀的影响；也缺少“好人文化”的熏陶；“人性论”在文化之界内界外被批得体无完肤；那么到了“文革”时期，bào力行径比比皆是简直自然而然，不那样反倒怪了。
五
八十年代亦即新时期以来，“新人”形象首先出现在某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与冯晴岚，能够在极左年代恪守起码的独立思想、人性和人格原则，当然在个人品质方面具有绝不肯让渡的“新人”特质。虽然根本不可能，但请允许我来假设——如果这样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恰恰及时出现于“文革”中，那么在我看来，其所体现的文化自觉将是光芒万丈的，价值远在《父与子》、《怎么办》之上。还有《芙蓉镇》，还有《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等等。虽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实中人重新定位人何以为人存在疑问，但“新好人”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一事实，却足可令梁任公泉下得慰了。
六
倘中国有一个由恪守独立思想，在人性方面发乎本能的善良，在人格方面当仁不让地正义的人们形成的群体，我是多么的愿意跻身其中而引以为荣，而与时俱进！
但我长期望寻，望得眼都累了，却并没望到过。
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却未必各个善良，有的甚至很不善良，也谈不上有多少正义感。
与他们相比，我倒宁肯与那些虽无什么独立思想可言，甚至几无思想习惯，心灵里却似乎先天具有“善根”的人为伍。
中国的“新人”也越来越多了，但在他们的新的服裳之下，我看清了比“旧人”更旧、更丑陋、不可救药的心性。
美国电影中反复出现过坏得难以想象的坏人。
但美国乃至整个欧洲人中的大多数确信——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那么坏的人也是个别现象，生活中还是好人多。
中国小说或电影中一旦出现较好一点儿的人，尤其反映现实生活一类——看后的中国人会想：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也是个别现象，真实的生活中才没几个真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