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复旦的三年，自然是思想孤独而苦闷的三年。那三年里，所知“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之事更多，反而又将huáng宗英、赵丹、赵桔这一家三口人的名字忘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结束了。
1977年五月，上海以极大的动作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如今想来，那般隆重地予以纪念，用心可谓良苦。那应该说是一次被打入“另册”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集体大亮相。也许是由于应该参加的人数太多，复旦大学仅获得一个名额。名额自然给在了中文系，而中文系居然将名额给在了我这名七月份就将毕业的学生头上。由此可见，当年大学母校的老师们是多么的厚爱我！
纪念会共开三天，我所分在的一个组，组长是茹志鹃老师（当年我才三十余岁，自然称她老师。现在我六十余岁了，她已驾鹤西去，那么我就同样在此文中称她先辈吧。她也是有恩于我的人。此不赘述，当另记之。）、副组长是huáng宗英，而我是召集人兼书记员，即负责记录整理发言的人。至于组员，不得了——巴金、huáng佐临、吴qiáng、师陀、施存蜇……共十一二人，每一个名字都令我肃然起敬。
那时我一再想到了“缘”这个字。huáng宗英这个数次在我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又一次次被我忘记的名字，忽一日与我自己的名字印在同一页纸上，而且都成了对一次大会负有小组责任的人！不是“缘”的话，我这个东北知青，又怎么能在上海与huáng宗英并肩而坐呢？真的，三天的小组讨论中，只要她到了，必定与我并肩而坐——因为我和她和菇志鹃先辈三个人的座位是不变的。
第一天上午huáng宗英没到，下午才出现在组里，看了组员名单才知道自己是副组长。她在外地深入生活，接到通知赶回来的。她说自己回到家里换了一身衣裳就来了，而她穿的是一身旧衣裤，脚上也是一双旧的，许久没打过油的平底皮鞋。她衣着朴素得令我暗暗讶异。虽然菇志娟的衣着也是极朴素的，但并未使我讶异，反而觉得她就该是那样的。一想到赵丹此时还没被公开“平反”，我的讶异也就转瞬即消了。她和菇志鹃坐在一起——都像五十年代初期的女工会gān部，将工会工作当成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服务之使命的女工会gān部，不善于搞阶级斗争并且还希望能搞好阶级调和的那么两位女工会gān部。我有这么一种印象乃是因为，她们的面相都是那么善良，而我相信“相由心生”。
当年的huáng宗英挺“壮实”，身材颇似六十年代的马玉涛。六十年代后的马玉涛开始发福了。我知道她们以前的身材是很苗条的，我猜得到huáng宗英变得“壮实”了肯定与多年参加体力劳动有关。
然而她的面容依然漂亮，依然具有曾被称为“甜姐”的俊美线条。她发过几次言。显然的，每次发言前都有满腹想说的话。但真开口了，似乎又不想多说什么了。所以她每次的发言其实又很短，并且每次都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我注意到，她每次发言时，总有人向她传递暗示的目光——说几句就行了。一接触到那种友善的目光，她就很懂事地赶紧再说三言两语结束了发言。
是的，那时的她极像一个童言无忌又特别喜欢表达内心思想感情的孩子。因为懂事，所以在被对她友爱的大人们以目光制止时，便立刻装成沉默寡言的样子。
我想那时的她内心里一定是隐觉委屈的。
看着我所崇拜的人那样子我的心情也颇觉压抑。
她每次发言的内容，也只不过是在一次次qiáng调，自己是多么愿意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已。那显然是她真诚的想法，但又显然不是她唯一真诚的想法。她分明很想说出另外某些同样真诚的想法，特别是在那么一次纪念会上，当着那么多老朋友的面，而且是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
也分明的——老朋友们认为那是不明智的，甚至还是冒失的。
第一天的讨论气氛特沉闷。主持会议的菇志鹃肯定不是善于启发别人发言的人，并且我看出，她也不打算那么做。和huáng宗英一样，她也是前一天从深入生活的外地赶回上海的。正因为气氛沉闷，huáng宗英才发了一次言又发一次言，我看得出她很希望自己能使气氛活跃起来。
作为书记员的我几乎无可记录，只得一段段读《讲话》原文以及文件材料。我内心里对那种沉闷倒反而挺欣赏。人们只是在中午吃饭时，晚上分别时，话才多起来。嘘寒问暖，互道珍重，情形动人。吃饭时，huáng宗英很主动地替这位盛汤，为那位添饭。在众人中，除了我，按年龄论她是小字辈，年长于她的那些男士们，对她的服务都很受用。那时的huáng宗英显得很快乐，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快乐使大家也快乐起来。她的快乐也只不过就是一种表情现象。没人开玩笑，她也不。人们的话也只不过局限于互相询问亲人及儿女的情况。没人问huáng宗英、赵丹的情况，显然都不愿影响她的快乐。
第二天上午是大会发言——有人在发言中又批判了《百合花》，认为不管到任何时候，《百合花》的创作倾向都是不符合《讲话》jīng神的。也有人批判了《小丫扛大旗》，认为所谓“生活气息”抵消了“突出政治思想”……
下午的讨论就更沉闷了。作为组长的茹志鹃和副组长的huáng宗英，都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好了。
我按捺不住发了一次言。我的发言自然是对大会发言中的批判所进行的批判，冷嘲热讽，出言极不客气。前辈们起初皆怔愕，继而望着我的目光里都流露着赞同了。
第三天的中午饭是会议期间的最后一次饭，我与huáng宗英前辈配合着替大家加饭、添汤。巴金老居然询问我的经历，菇志鹃替我回答了几句。巴金老没听清，huáng佐临替菇志鹃重复了一遍。我说在上海杂技学馆，我与huáng小芹成为了朋友，huáng佐临听了很高兴。
huáng宗英问我：“从农场往兵团调有可能吗？”
我明白她那时想到了女儿赵桔。
我将当年“好大哥”崔长勇信誓旦旦的话转述给她听，她极欣慰，说希望女儿赵桔成为兵团战士，是因为兵团比农场更重视培养知青的文艺爱好，而赵桔也自幼热爱文艺。
1977年的五月，谁都不敢梦想，中国还有知识青年返城那一天！
散会前我向菇志鹃和huáng宗英两位组长、副组长要联络方式，她俩都高兴地亲笔给我写下了，并都说欢迎我去她们的家。
回到复旦，同学们听说我与那么多文艺大家分在一个组开了三天会，无不羡慕至极。
有同学说，七月份就要毕业了，既然你认为他们对你都很友好，gān吗不请一位到复旦来与咱们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同学座谈一次，介绍介绍创作经验啊？
我想，可也是，为什么不呢？
我说巴金老是沉默寡言的人，我们不为难他。菇志鹃老师又回深入生活的地方了，一时联系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