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晚上八九点钟，一职工操起走廊里的传呼电话，挂通了行政副厂长家，说：“好几家的孩子们冻得直哭……”
我忍不住夺过电话吼：“你他妈的还能不能过问一下锅炉房？”
话筒里传来愠怒的声音反问：“你骂谁？”
我说：“骂的正是你！听清楚了，我再骂一句，你他妈……”
好性情是好环境的教养结果。有时你想温文尔雅却做不到。
最令我沮丧的是我的硬化了的肝——虽每日朝写至暮，暮写至夜，多时仅得四千字，少时两千字而已……
我的一位当记者的“北大荒战友”，知道我得了肝硬化后咬牙切齿地说：“那他怎么还没死！”我充分理解他之恨我不死是多么的合情合理——一九八二年我登上全国短篇小说领奖台时，他的脸yīn沉得难看，说出一句话是——“他妈的，怎么是这小子而不是老子！”有三个人听到了并且转告我要怀有戒心。我当时一笑，以为那不过是一句调侃。后来之事桩桩件件，证明我未存戒心是天大的错误。现在看来防不胜防。那些日子我过马路颇小心——很怕万一被汽车撞死，给予了他们大的快感。唉唉，“战友”啊“战友”，叫我对你们说什么？
各方各面，抱各种目的之形形色色来访者依然不少。多数挺自觉，见我那样子写作，不忍侵占时间，也有不怎么自觉的。不怎么自觉的我拿他们毫无办法。我是个很难做出下逐客令这种事的人。门上虽贴着张大白纸，写着“本人病中，请勿多打扰”。其实等于一张无字白纸，甚至可能等于写着“主随客便”。
虽闭门索居，我们本能地以小说家的特殊敏感，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浮躁而痛苦的进程。
城市在改革中体验着、思考着、忧患着、亢奋着、焦躁着、踌躇着、蹀躞着、喜悦着、烦恼着、痛苦着、忍耐着、失败着、鼓舞着、夭折着、诞生着……
《雪城》下部第一章中的这段长句，是我对当代中国之城市的感受。这感受使我日无宁刻。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中国，仿佛要在一九八六年最后的两三个月里，憋出点什么名堂……”——乃是我经过了几天的思考才确定不变的。
我对自己确定这样的尾句满意。
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在中国，必将以葬送下一代农民对土地的寄托意识为代价。并且，对于这一代价，在下半个世纪，中国是要付出高利贷的。下一代农民将不会再依恋土地，而愈来愈憎恶它。所谓种粮大户，可能在心理上也并不依恋土地。他们的选择也许正是为了他们的子孙最终离弃土地。好比jīng心饲养一口猪，最终是为了卖掉它或宰了它。下半个世纪，中国的根本问题，将更是农民问题，不是怎样种地的问题，而是谁还种地的问题。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这是理想。中国有八亿多农民——这是现实。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多么苍白啊！上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甘于务农，下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很可能将不甘于务农。
如果城市里没有你们的生存根据，那你们就当农民吧！——假设上帝曾这么说过，那么下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民将如此回答——如果城里的人需要吃饭，就让城里的人自己去种地吧！
下半个世纪，中国还能再造出一位哪怕仅仅使农民迷信的“上帝”吗？
2. 社会安定以民众安定为基础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深更半夜有人敲门。敲门声怯怯的，毫无信心，如同非语言形式的断断续续的诉说。开了门，门外畏畏缩缩的，凄凄惨惨戚戚的，倚墙靠着一个头发蓬乱、面容不洁、服装不整的来自农村的青年或姑娘。有的还处在少男少女年华。他们的行囊之简令人怜悯。他们寻找到我的家门已证明他们到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境地。一天清早——推门，推不开。又狭又小又黑两户共用的二层小过廊里，抵门乏蹲，困着一人。
“你没有任何技术，你文化这么低，你年龄这么小……”
“俺十七了……”
讷讷的，然而是极自尊地。不认为自己年龄小。我仿佛看到被作践过被摧残过的未成熟的志气的尸骸，láng藉在早已破碎的自尊的下面。我真不知该怎样看待十七岁这个年龄和面前这一个落魄的农村少女。
“嗨，你这孩子呀，出门远行前，究竟怎么想的啊！”
“俺知道你是作家，报上说你心眼挺好……北京只有一个北京电影制片厂，俺寻思，没路可走了，俺得找你……俺就是这么想的……”
急急切切地，她从她的小布包中翻出一份旧报。
“俺读过你的一篇小说……”
“进屋来，坐下，慢慢说——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
“叔叔，求你千万帮俺找个工作吧！”
“可是，我没有能力帮你找工作啊！再说，你这么弱的身体，能gān什么呢？”
“俺什么活儿都能gān！俺什么活儿都能gān！在家里，俺顶一个壮劳力啊！”
大概在她想来，写小说的人找工作，比大汉帮人推一辆小车上坡容易得多……
“我的确没有门路哇……”
我必须重申这一点。我不得使她对此抱有任何幻想。我心有余而力不足。
茫然的、绝望的眼睛，她的眼睛，定定地盯了我半分钟。既哀且怨的眼神儿，渐渐地渐渐地就在那双眼睛里弥漫——落魄的农村少女身子一软，似会瘫倒。我赶紧扶她，却不承想，分明的，她是要给我跪下……
仿佛一个溺水者向你伸出一只手，而你说：“请原谅……”——那一瞬间，我真希望我是个有权的人，哪怕仅仅有安排一个农村少女在某处不起眼儿的地方工作的权力。哪怕让她擦桌子，扫地，gān杂活儿……
“不过我可以给你买火车票，给你路上花的钱……”
“俺绝不回去……”
“你从哪儿来，只能回哪儿去！”
“回去，没个奔头——还不如死了好……”
茫然的、绝望的眼睛，她的眼睛，已不再盯着我。既哀且怨的眼神儿，已彻底笼罩了她那双眼睛。她盯着的是作为装饰品悬挂墙上的一柄蒙古刀。分明的，她的话，也更是对她自己说的。我无法判断，在她的内心里，她的自尊是不是已经被城市扫dàng尽净——而我是最后的持帚者……
她的话，使我联想到了《哈姆莱特》里流传了一百多年的那句台词——是生？还是死？
十七岁的，看去因落魄而变得懵里懵懂的农村少女，逃亡的不是迫害，不是bī婚事件，不是解放前那一种咄咄的贫穷。她逃亡温饱，她逃亡温饱以后的寂寞，她逃亡为了温饱而不得不从事的终年流汗于田间的劳作，她逃亡农村对她的命运的羁绊，她逃亡土地对她的奴役般的占有，她逃亡她的上辈人规定于她的现实。从本质上讲，她并未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她抉择的是怎样一种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