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终于到达。三人一房间，同宿舍乃两小青年，从上海到广州跑买卖的。一对合伙的“阿庆”。我一向认为，买卖之事，一步一个凶险，才二十来岁，便下海经商，足见当代青年铤而走险的气魄，不禁由衷佩服。两小青年，神神秘秘的样子，频频做耳语状，喁喁咕咕的，仿佛看出我是个缉私的便衣。我不愿讨人嫌，何必主动攀谈？道句“晚安”，倒头便睡……
没睡多久，被激烈的吵骂声惊醒，猛睁眼，但见屋里多了一个妙龄女郎，抄起不论什么，发疯似的打一对小青年中的一个，飞快的上海话夹杂着黑话行话……
同室操戈，内部火并。
我只好充当劝架的角色。劝不开，遂请来了服务员。女服务员揉着眼睛，惺忪忪的，老大不高兴，还以为我是他们一伙的……
第二天早晨，找了半天鞋，终于在门外找到，想必是昨夜被当了武器。
两小青年很不过意，硬要塞给我十元钱，算是补偿我的睡眠损失。
我不要。他们更加过意不去，硬塞给我三包“骆驼”烟。
书包里还有飞机上吃剩下的一个面包，吃掉，结账。步出招待所，天已转晴。大门外有三四辆出租小汽车，司机们迎上，争相招揽乘客。一问车价，又一咂舌。路旁有公共汽车站牌，打听清楚，是开往市内的，便老老实实在站牌下等。一等，便等了近一个小时。好在带了本书是斯大林女儿阿利卢那娃的《仅仅一年》。
终于上了公共汽车，问《花城》编辑部，无人知晓。却有人给我出主意，说这车在《南方日报》附近停站，莫如去报社询问。
下了公共汽车，心中为给《花城》编辑部节省了几十元钱，很是高兴。鼻子底下一张嘴，走几步，问一问，还是没找到《南方日报》，却找到了《羊城晚报》。借电话给《花城》挂通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姑娘，说《羊城晚报》离《花城》不甚远了，但你可能仍会迷路，拦辆出租汽车吧！我想既然不甚远了，那钱花的岂不冤枉？鼻子底下一张嘴，问。又乘公共汽车，到了大沙头。天又下起雨来。从那路公共汽车终点至《花城》，约十五分钟的路，边问边走，就走了有半个小时。待坐在《花城》编辑部，衣服已经湿透。两位非常之年轻的编辑姑娘，友邦惊诧，似想不到眼前这神情倦慵的、面呈病容的、身体单薄的水淋淋的人，便是作家梁晓声。我出示工作证给她们看，她们便急急地去找来了副主编杜渐坤。
老杜一见我，笑了：“我还以为你应该是位东北大汉呢，怎么这般瘦？”
我说：“照片上的我，几乎都不像我。”
“怎么浑身湿？怎么来的？刚刚我们还传看电报，不知去哪儿接你呢！”
“坐公共汽车来的，路上淋湿的。”
“gān吗不坐出租汽车？我们广州的出租汽车挺方便啊！”
“能省就省点儿吧，看你们这破破烂烂的编辑部……”
我竟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意思——每每踏入那些严肃的、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见小说家们的手稿，是在拥挤不堪的、光线不足的、乱乱糟糟的境况之中，被编排出版，就觉得寒心。某些刊物和某些作家的境况，可谓同病相怜。
“是啊是啊……”比我还瘦的老杜，搓着他的双手，做豪迈状地笑着，感激地说，“你能这么体恤我们，那咱们就是自己人啦！不过嘛，编辑部再穷，也还是接待得起作家的……你有没有衣服换啊？”
我说有。他说换上换上，湿漉漉的，叫我们看着怪惭愧的……
这时我才发现，唯一的小手提包丢了——细想了想，大概是丢在《羊城晚报》的传达室了……
老杜很有些急——他说他们就是安排我在那儿住，快一同去找找……
雨仍未停。我们走到车辆多的马路上，老杜非要拦一辆出租小汽车。我看得出，他那份儿内疚是很真实的，只好服从。结果是他没拦到。最后我们还是坐公共汽车。他上午已在开一个重要的编务会。我一来，他会也开不成，反使我感到他太把我当成回事儿，便有几分拘谨。其实，他完全可以指派一位编辑安排我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书卷气十足，热情，真挚，对作家极其坦诚友好。
《羊城晚报》招待所，典型的鸽子笼式招待所，每个房间大概仅有六平方米——一张单人chuáng、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竟还有一张沙发。无窗。门顶上的小窗就算是窗了。房租很便宜——十五元。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十五元住单间，条件算相当不错了。何况还有电视机。
各自落座，说了几句话，到中午了，老杜非要陪我去吃饭。我拗他不过，就在马路对面一青年饭店共进午餐。
吃饭间，老杜问：“房间大小，不会影响你的写作情绪吧？”
我说：“比我在家里的写作条件好多了。我争取写出一篇好小说。”
第二天起，我就以每天四千字的进度，写《冰坝》。刚从大学毕业时，我一天可写一万字。而现在，每天写四千字，已是从早写到晚，比当年写一万字还觉得累。我从没感到写作是轻松愉快的事。不，我常感到写作是很摧毁人的健康的事。写作时，我吸的烟比平常多三倍。有时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我想的我的肺早已被烟熏黑了吧？尼古丁的作用，只有尼古丁的作用，才能使我潜下心思，jīng神完全进入到我的小说之中……
老杜给我派的责编叫萧晓红——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一位女研究生做我的责编，让我觉得怪委屈了人家的。她出差到北京时，找过我一次，随和得要命，说话总是那么娓娓的。一言以蔽之，是位静若处子的女性，身上绝少现代派色彩。思想观念、文学观念也并不很先锋。她不喜欢侃，我没时间侃。所以我们总是互相礼礼貌貌的。我讨厌能侃的编辑。讨厌一切能侃的人——不论男人或女人。倘若哪一位小说家摊上位责编是侃姐儿，那可就倒了霉了。侃、麻将、酒——这三方面使中国的许多男人和女人显得俗不可耐。而现实似乎继续一批批大量地滋生着这些个男女。他们在城市、乡镇，乃至乡村，如同蟑螂迅速繁殖。有了一个几个，不久便有了一群几群。他们就最最无聊的话题侃得热火朝天。他们传染赌博之风。他们今天撮一顿明天又撮一顿，你不知他们究竟是在吃的谁们。他们仿佛是一类职业的侃爷、赌徒、食客，他们真是令人厌恶透了！
《羊城晚报》招待所的早餐很不错——米粥、咸菜、烤小饼。由于胃病，十几年来，粥和咸菜成了我每天主要的摄食内容。餐厅的卫生也令人满意得无可挑剔。只是早餐开得太早——七点半，而我一进入写作状态，同时便受习惯性失眠之苦，七点半常常起不来。并且，我已早就没有了戴手表的习惯。进入写作状态的我，亦便同时没有了时间概念……午餐我在家里也常常是对付或根本不吃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每天更需要的仿佛不是吃饭而是睡觉。我去小店买回了几袋方便面、面包、榨菜，于是索性完全自由，连午饭和晚饭也很少到餐厅去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