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要我生活的详细经历。为了推出那本书，他们打算隆重宣传一番。”刘易斯声音yīn郁。我用目光询问着他。
“这就是说您可以赚到大笔钱，是吗？”
“但愿如此！”刘易斯说。他把来信放进口袋：“我得马上给他们回信。”
“为什么要马上回？”我问道。“我们先去看看墨西哥城吧。”
刘易斯哈哈笑了起来：“一只那么小的脑袋！却有两只永远看不厌的眼睛！”
他在笑着，可他那声调中隐含的某种东西令我感到慌乱不安。“要是您讨厌出门，那我们就留下。”我说道。
“那您岂不太遗憾了！”刘易斯说。
我们沿着阿拉梅达大街走去。人行道上，一些妇女在编着巨大的花圈，还有一些女人在悠闲漫步；一家殡仪馆的门楣上欢快地闪烁着“阿尔卡扎尔”几个字；我们走过了一条宽阔的大街，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接着我们又进了几条杂乱不堪的小街小巷。初步看去，墨西哥城很惹我喜欢。可刘易斯忧心忡忡。我对此并不感到大惊小怪。有些事情往往一时冲动就突然决定，可面对一只要收拾的旅行箱或一封信，他常犹豫不决，一愣就是几个小时。吃晚饭的时候，我任他独自苦苦思索。一回到房间，他便坐了下来，面前铺着一张白纸。他微张着嘴巴，目光呆滞，酷似一条鱼。还不等他写出半个字来，我便昏昏入睡了。
“您的信写好了？”第二天早晨我问他。
“写好了。”
“您怎么那么讨厌写信？”
“我并不讨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啊！别这样看着我，好像我是您的一个病人似的。去散散步吧。”
这个星期里，我们经常漫步。我们登上了高高的大金字塔，乘着饰满鲜花的小船游览，又在哈利斯科大街溜达，参观了可怜巴巴的集市场、舞厅、音乐厅，还在郊区游逛，在一些声名láng藉的酒吧里喝特甚拉白酒。我们还打算在墨西哥呆一段时日，用个把月时间参观一下这个国家，然后再回芝加哥住几天。可是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房间午休，刘易斯突然对我说：
“我星期四必须抵达纽约。”
我诧异地看了看他：“到纽约？为什么？”
“我的出版商要我去。”
“您又收到信了？”
“对，他们邀请我去半个月。”
“可您不一定非得接受邀请。”我说。
“问题正是我不得不接受。”刘易斯说，“在法国也许情况不一样。”他补充了一句，“可这里，一部书就是一桩买卖，如果想要赚钱，那就非得去管。我不得不去见一些人，参加一些集会，接受答记者问。这很没有意思，可情况就是这样。”
“您没有预先告诉他们您在7月份之前没有空吗？不能把一切事情都推到7月份以后吗？”
“7月份是个不吉利的月份，要等得等到10月才好：可太迟了。”刘易斯烦躁地补充道：“我吊在那些出版商的钩子上过日子已经四年了。要是他们一心想要捞回本钱，我可没有法子阻拦他们。我也一样，如果想继续写我喜欢的东西，我也需要钱。”
“我理解。”我说。
我理解，然而我心里却感到一片空虚，真奇怪。刘易斯又笑了起来：
“可怜的高卢小丫头！只要不遂她的心愿，她就这么一副可怜样！”
我脸霍地红了。确实，刘易斯从来就是想让我高兴。他就这一次关心一下自身的利益，我不该有被耍弄的感觉。他无疑觉得我自私自利，所以他的话声才有点儿咄咄bī人。
“这是您的过错。”我说，“您太宠我了。”我嫣然一笑：“噢！在纽约城一起散散步挺美的。”我说道，“只是一想到要改变我们的计划，我jīng神上有点儿受不了，况且您事先都没有打声招呼。”
“那要怎么对您说呢？”
“我一点儿也不埋怨您。”我乐哈哈地说，用目光询问着刘易斯：“他们在第一次来信中就对您发出邀请了吗？”
“对。”刘易斯说。
“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知道您听了会扫兴的。”刘易斯答道。
他那笨拙的神态使我心里发软，现在我方明白他当时回信为何那般艰难，他是想尽量使我们的墨西哥之行能善始善终，而且打定主意，非要达到目的，从而认为没有必要引起我的不安。可惜他失败了。于是他现在便又尽力显出一副万般无奈的样子，我的惋惜感有点儿惹他生气。他这人宁愿气呼呼的，也不愿愁眉苦脸，我理解这一点。
“您完全可以告诉我，我并不那么脆弱。”我满怀柔情地对他微微一笑：“我瞧您太宠我了。”
“也许。”刘易斯说。
我心里又一次感到慌乱。“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我说，“等到了纽约，由我来满足您的一切心愿。”
他笑着看了看我。
“真的？”
“对，真的。轮流嘛。”
“那好，别等到去纽约了，现在就开始。”他抓住我的肩膀：“来遂遂我的心愿吧。”他有点儿挑衅地说。
我第一次在把嘴送给他的同时心里在想：“不行。”可是我向来没有说“不”的习惯，我不会说。要不费力气就改变这种习惯为时已晚。当然，也有过那么两三次，我嘴里说“好”，可心里并没有真正产生欲望。尽管如此，一般来说，我的心总是默认的。可今天情况迥然不同。刘易斯话中有着一股子蛮横的味道，我听了感到气恼。过去，他的言谈举止从来没有引起我的不快，因为那就像他的欲望、情趣与他的爱一般自然；今天，当我投入这番普普通通的亲昵行动时，心里别别扭扭的，觉得古怪、浅薄、失礼。我同时也注意到了刘易斯没有对我说：“我爱您。”他上一次可是什么时候说的？
继后的日子，他一直没有说过这句话，嘴里只挂着纽约。他在1943年去欧洲前在那儿呆过一天，如今迫不及待要故地重游。他希望能在那儿见到几位芝加哥的旧友；还指望许许多多其他东西。未来与过去在刘易斯的眼里比现在要重要得多；我就在他的身边，而纽约远隔千里，然而却是纽约城牵挂着他的心。对此我并不太痛苦，可他那副快乐的劲头不禁使我黯然神伤。难道他一点儿也不留恋我们耳鬓厮磨的时光？往事历历在目，类似的情况经历得太多了，我真担心他已经对我感到厌倦；也有可能他对这种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
纽约天气炎热。滂沱的夜雨结束了。一大早，天就开始燃烧。刘易斯早早离开了旅馆，我独自在排风扇的轰鸣声中昏睡。我读了点东西，洗了几次淋浴，写了几封信。到了6时，我稍事打扮，便等待着刘易斯。他在7点半钟回到旅馆，一副兴奋的样子。
“我又遇见了费尔顿！”他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