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梁家的，听说你们这个院儿里，顶数你们家孩子买的黑书多啦，统统jiāo出来吧！”
面对闯入家中的人们，母亲镇定地声明：“我是文盲，不知哪些书是黑书。”
“除了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书，全是黑书，毒草。这个简单明白的革命道理文盲也是应该懂得的！”
“我儿子的书，我已经烧了，烧光了。现时我家只有那几本红宝书啦。”
母亲指给他们看。
他们怀疑。
母亲便端出一盆纸灰：“怕你们不信，所以保留着纸灰给你们验证。若从我家搜出一本黑书，你们批判我。”
“听说你儿子几十本书呐，就烧成这么一盆纸灰？”
“都保留着，十来盆呢。我不过只保留了一盆给你们看。”
母亲分外虔诚老实的样子。
他们信了。
他们走时，母亲问：“那么这一盆纸灰我也可以倒了吧？”
他们善意地说：“别倒哇！留着，好好保留着。我们信了，兴许我们今后再来查一遍的人们还不信呀。保留着是有必要的！”
纸灰是预先烧的旧报。
我的书，早已在母亲的帮助下，糊在顶棚上了。
我下乡前，撕开糊棚纸，将书从顶棚取下，放在一只箱子里，锁了，藏在chuáng下最里头。
我将钥匙jiāo给母亲时说：“妈，你千万别让任何人打开那箱子。”
母亲郑重地接过钥匙：“你放心下乡去吧！若是咱家失火了，我也吩咐你弟弟妹妹们抢救那箱子。”
我信任母亲。
但我离开城市时，心怀着深深的忧郁。我的书我的一个世界上了锁，并且由我的母亲像忠仆一样替我保管，我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然而谁来替我分担母亲的愁苦呢？即使是能够分担一点点？
我知道，不久三弟也是要下乡的。
接着将会轮到四弟。
那么家中只剩下挑不动水的妹妹，疯了的哥哥和我瘦小的憔悴的积劳成疾的母亲了！
我们将只能和父亲一样，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大东北和大西北遥遥地关注我们日益破败的家了……
母亲越是刚qiáng地隐藏着愁苦，我越是深深地怜悯母亲。
上帝保佑，我的家并出失过火。却因房屋深陷地下，如同母亲挣钱的那个小厂一样，夏季里不知被雨水淹了多少次。
l979年，时隔五载，我第一次从北京回去探家，帮助母亲从家中清除破烂东西，打chuáng底下拖出那一只挺沉的箱子。它布满了滑溜溜的霉苔。
我问母亲：“妈，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呀？”
母亲看着，回忆着，和我一样想不起来。
“妈，把打开这镇的钥匙给我……”
“妈也记不清楚哪把钥匙是开这把锁的了，你试吧！”
母亲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给我。
镇已锈死，哪一把钥匙也打不开。最后被我用砖头砸开了。
掀开箱盖，一股霉味直冲鼻腔。一箱子书成了一箱子发huáng的碎纸。
碎纸中有几个粉红色的小小的生命在钻动，像刚刚被剁下来的保养得极润的女人手指。
我砰地关上了那箱子盖，并用双手使劲按住，仿佛箱子内有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
即使将世界装在那样一口箱子里也是会发霉的。
一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啊？”
母亲困惑地又问了一句……
父亲带着一间受了伤害的心离开北京回四弟家中去住了，我致信三弟希望母亲能到北京来住。这是1985年的事。算起来我又六年未见母亲了。父亲的走，使我更加想念母亲。我心中常被一种潜在的恐慌所滋扰，我总觉得一个不可还免的事实伏在距离我很近的日子里，当它突然跃到我跟前时，我不知我如何承受那悲哀和内疚和惭愧。
母亲便很快来到了北京。
母亲是感知到了我的心情么？
我和妻每夜宿在办公室，将我们十三平方米的小小居室让给了母亲和安徽小阿姨秀华和我们三岁半的儿子。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夜夜挤在一张并不宽大的硬chuáng上。
母亲满口全是假牙了。
母亲的眼病是更严重了。
“你是她什么人？”
在积水潭医院眼科，医生对母亲的双眼仔细检查了一番后，冷冷地问我。
“儿子。”
“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才来看？”
我无言以对。我知道弟弟妹妹们为了治好母亲的眼睛，已是付诸了许多儿女的义务和孝心。我也听出了医生话中谴责的意味。
“眼翳是难以去除了，太厚，手术效果不会理想的。而且也极可能伤到瞳仁……”
“那--至少，是应该植假睫毛的吧？……”
可怜的母亲，双眼连一根睫毛也没有了！丧失了保护的眼睛常被炎症所苦。
“应该想到的事，你不认为你想到的有些晚了么？眼皮已经这么松弛了，植了假睫毛还是会向内翻，更增加痛苦。”
“那……”
“多大年纪了？”
“67了。”
“哦，这么大年纪了……开几瓶常用药水吧，每天给你母亲点几次，保持眼睛卫生……这更现实些……”
我搀扶着母亲，兜里揣着几瓶眼药水，缓慢地往医院外面走。
默默地我不知对母亲说什么话好。15岁那一年，我去到母亲为养活我们而挣钱的那个地方的一幕幕情形，从此以后更经常地浮现在我脑际，竟至使我对类似踏破缝纫机的一切声音和一切近于褐色的颜色产生极度的敏感。
“儿，你替妈难过了？别难过，医生说得对，妈这么大年纪了，治好治不好的又怎么样呢！……”
8岁的儿子，有着比我在15岁时数量多的‘书”--卡通连环画册、《看图识字》、《幼儿英语》、《智力训练》什么什么的。妻的工资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收人阶层”，却很相信“智力投资”一类宣传。如这等样的书，妻也看，儿子也看，因为妻得对儿子进行启蒙式教育，倘我在写作，照例需要相对的安静，则必得将全部的书摊在chuáng上或地下，一任儿子作践，以摆脱他片刻的纠缠。结果更其值得同情的不是我，而是他那些”书”。
触目皆是儿子的“书”，将儿子的爸爸的“读物”从随手可取排挤到无可置处，我觉得愤愤不平，看着心乱。既要将自己的书进行“坚壁清野”，又要对儿子的“书”采取“三光政策”。定期对儿子那些被他作践得很惨的“书”加以扫dàng，毫不吝惜。
这时候，母亲每每跟着我踱出家门，站于门口，望我将那些“书”扔到哪儿去了，随后捡回。如是频频，我不知觉。
一天，我跨入家门，又见满chuáng满桌全是幼儿读物的杂乱情形，正在摆布的却不是儿子，而是母亲。浆糊、剪刀、纸条，一应俱全。母亲正在粘那些“书”。那些曾被儿子作践得很惨被我扔掉过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