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jīng品] 《弧上的舞者》作者：梁晓声【完结】
梁晓声亲自挑选其各个时期的中篇小说代表作品共30余篇，定名为《弧上的舞者》，分为金、木、水、火、土5册出版，目前该套书中的金卷与木卷已经出版，金卷收录了梁晓声的早期代表作，包括《今夜有bào风雪》、《父亲》、《母亲》等。木卷中主要收录了梁晓声以城市平民为题材的作品……
目录
表弟
大鸟
盗靴
喋血
发言
父亲
母亲
鬼畜
贵人
黑纽扣
红磨房
荒弃的家园
民选
实话实说
激杀
讹诈
蜻蜓发卡
北京人速写之一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猫是极“出世”的动物
冉之父
表弟
A大学，我是永远不想再去了。
什么“文学与人生”的对话之类，于我，其实是不善拒绝的性格之弱点的自蹈罢了。文学的确曾养育过我的灵魂。大着点儿胆子说也的确养育过“我们”的灵魂。“我们”——一小撮？这是一种历史的事实。倘彻底地否认，细想想，总有些负心于时代的内疚。但却是当年的文学。当年的“我们”。和那种样的，小学生即使捡到了一分钱，都很虔诚地jiāo给警察叔叔的当年。如今人民币贬值，“一分钱jīng神”怎么着似乎都“jīng神”不起来了。
如今文学和人生又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要说有关系，也不过就是和作家的人生有关系。或者包括些个仍向往当作家的人。如今普遍的人们，还未到思考人生的年龄，大抵都已将人生思考明白了。一十七八清华北大，二十七八电大夜大，三十七八要啥没啥，四十七八等待提拔，五十七八准备回家，六十七八玩鸟养花，七十七八魂系中华，八十七八……这规律，昭示着上等的人生的程序。下等的呢，自十七八岁起，若高考落榜，十之五六加入“披头散发”的行列，于是一味儿地破罐子破摔。挣扎或曰“奋斗”，固然可嘉，但对于仍咄咄bī人的现实，一两个回合下来，往往遍体鳞伤，甚至终生“残疾”。所以中国人都有几分怵于“奋斗”。故作潇洒的说法是“懒得奋斗”。何况现实于人生的较量，从来都是现实稳操胜券。人生偶胜一把，那也不是人生的能耐。不过是现实故意露个破绽，让人生一把。人生每战必败，终于不战自败，连现实也会觉得索然，没情绪再充当现实的。更何况，什么就叫作人生的胜负呢？思考明白了也罢，思考不明白也罢，除非你当到部长以上，五十七八，不是一样的都得准备回家吗？熬过一段人生与社会的“断rǔ期”，习惯了回家之后的寂寞，愿意玩鸟的，不都一样地可以玩只鸟吗？愿意养花的，不都一样地可以养盆花吗？其不同，无非是所玩之鸟或所养之花名贵与不名贵而已……
人生尚且如此，灵魂更复何求呢？概念的人生只能“提炼”出概念的文学。概念的文学又怎么能够“养育”从年轻时就没着没落似的灵魂呢？灵魂一旦和人生贴得太紧密了，便是用什么都不太好养活的东西了。当年的“我们”，活得都特别。仿佛人生是人生，灵魂是灵魂。人生在地上打dòng，体验真实的平庸，灵魂却似可飞翔到天空上去，每根羽毛都炫耀升华后的荣耀。所谓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现在的人们却要实际得多。灵魂所希冀的，同时是人生所希冀的。比人生所希冀的更奢侈更qiáng烈，绝不比人生所希冀的差劲儿。用两样儿的东西许诺给人们是断断不行的。企图以当年的方式方法诱惑人们的灵魂摆脱人生真实体验而“升华”起来，基本上是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如今人们的人生都巴望着“升华”。而灵魂不大愿意。所以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当年的“我们”太傻，而当年的时代是很狡猾的。现在的人们太“jīng”，而现在的时代，没研究出对付太“jīng”的人们之更狡猾的高招儿。“思想工作”的成本无疑是比当年翻了几十倍了，形式轰轰烈烈效益实际上甚微……很难做到灵魂里边去。
我当然不是以“思想工作者”的身份和面孔到大学里去“对话”的。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和面孔。众所周知，我的面孔枯瘦，身体形销骨立。这样的个人，若非道士，而是小说家，即使本心并不忧患什么，也让瞧着的人，能硬瞧出点儿忧患着什么的意思似的。起码的，怪替这样的小说家有所忧患。故我总被视为忧患型的小说家。尽管每次对话之后，我再三声明——现实其实是挺美好的，无须乎什么人再替它忧患，人们只忧患自己就足矣了。大学生们却更视我为忧患型的小说家了。且都厚道地以为，我是替现实忧患到了不愿再言忧患的地步了。
我当然也不是那种很耐不住寂寞的人，忙里偷闲的，溜到大学去寻觅小说家的自我感觉。再者说啦，寂寞是多么难得的宝贵时光。中国人，你想寂寞，又寂寞得了吗？每次“对话”，都是被动员去的。而每次“对话”的命题又一概地是“文学与人生”。小说家谈文学，无疑是再适合不过的。但于今天，仅谈文学，难道不是挺脱离群众的事吗？搭配上“人生”一块儿谈，才谈得下去。听的人也才听得下去。若无“人生”佐味儿，任何内容的“对话”，似乎总有点儿不咸不淡的不是？文学与“人生”，在我这儿，纯粹是两个命题的人为的遭际。在大学生们那儿，大概相当于啤酒和烧酒兑成的“jī尾酒”吧？文学的啤酒因了人生的烧酒而似乎使人血脉贲张。人生的烧酒因了文学的啤酒而似乎有沫可冒。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但每次“对话”之后，回到家中，严肃反思，扪心自问，又总觉得自己像卖假药的江湖郎中，自产自销，兼自做广告，近乎蒙世的行径。只好以这么一种逻辑替自己辩解——有大学便有学生会。有学生会便有各种活动举行。没活动大学生们便对他们的学生会有意见。而文学又总是在大学生们的“活动”之列的，不请我去也得请别人去。别人恐怕未必如我那么好请。大学生们乃国家的栋梁。还没成栋成梁的时候便四处碰壁，难免不挫伤他们成栋成梁的自信。由好请的我而鼓励他们的自信，是否也算对国家的未来尽了些义务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
这么一想，也就泰然自安了。
有一天我在家里病着，来了位不速之客。又是位素昧平生的大学生。
“什么事？说吧！”
待他落座之后，我明知故问。
“梁老师，你身体不太好？”
我说是的我病了。
“什么病？”
我说老病没愈，又添了新病。自己也闹不清，使我停了写作，不得不躺倒下来的，究竟是老病，还是新病，自己也搞不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