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你一点儿也不坏。”
她微微苦笑，垂下目光，神态很委屈地说：“你不必想要安慰我。我也并不是问你。我是问我自己。最近我经常独自回想我们之间的事。回想了就这么问问我自己。”说罢，向后一靠，将头仰在沙发背上，撩起目光，望着吸顶灯。
她深长地呼吸了一次。如同练气功的人吐故纳新一样。又仿佛一个溺水者刚被救起，一副四肢瘫软的样子。我想她一定是累了。因为在她诉说的时候，我看得出她始终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而且，始终以一种异常端正的姿势坐着。始终以一种一句紧接一句，紧密得仿佛惟恐被打断似的，连绵不绝的语调诉说。
回忆是人惟一不能被逐出的天堂。
回忆又是人惟一经常被打入的地狱。
我自己就是一个经常处于回忆之中的人。也经常回忆初恋、情感历程，如果那是苦涩的、无奈的，每回忆一次，便如心灵被剥了一次皮，便如虚脱。何况，我的回忆，都可以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她的回忆，还没醇到谈得上是回忆的地步。不过全是一年前的事。并与今天的她连着脐带。这脐带的两端，都是要从现实中再蜕生一遍的骨骼刚刚定型的大婴儿。她是。他也是。她想充当圣母玛丽亚而终于jīng疲力竭承认自己不能胜任。他的确是反常态的。他是一个被穷困所扭曲的青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经历了穷困而能幸免未被扭曲。敏锐的人只须十分钟就能从一个人身上发现这种经历，穷困是红斑láng疮。不在脸上，也定在被衣服遮住的什么部位。穷困扭曲人的心灵，这也许便是穷困最主要的丑恶了吧？区别也许仅仅在于，人曾被它扭曲的程度和样式千差万别。何况，从他所走来的地方，穷困的遥远的yīn影，仍追踪并笼罩着那孤独敏感的青年。他逃不开它。在这繁华的京都，在似乎云集了天之骄子的时而浮躁时而空虚时而激情dàng漾时而纨袴成风的大学校园，那yīn影显然更加咄咄bī人。我仿佛看到一片雷云在天空戏耍地追逐并企图吞没一只小小的走投无路的蝴蝶。不，一只蛾子……
我简直不知道更应该先助谁一臂之力，她或他。
而我，除了听，和怜悯，又能实际做什么呢？
我还须严谨地包裹起无论对她，还是对他那种廉价的怜悯。因为倘他们感到了这一点，无异于是感到了一种伤害。
我说：“你坐随便点儿，gān吗又变得那么拘束了？”
她便将一支手臂撑在沙发上，身子倾斜着，使自己的姿势懒散了些。
“说了这么多，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我还要对他好。”她不假思索地说，“反正我还要对他好。明年他就毕业了。我曾劝他考研究生。他坚决不考。他说，学中文的，硕士又怎么样？博士又怎么样？将来反而比本科生更难分配。我想也是。六七年前，我们中文系毕业的，大报社、大出版社、文化单位争着要。现在，连一些少年儿童报，少儿出版社都不要我们了。一切文化单位，像连加chuáng都住满了的招待所。想联系工作，跟你说三句话后打发走你，就算给你面子了。两年前考上研究生的，今年都后悔极了。因为连两年前他们觉得屈才的单位，如今都被本科生占满了。所以他毕业时，我要尽全力帮他。调动起我爸爸的一切社会关系。满足他留在北京的愿望，磕头作揖也在所不辞……”
我问：“他非常想留在北京吗？”
她赶紧反问一句：“到时候你也能帮他吗？”
我比她反应更迅速地说：“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我能理解……到时候看吧……”
我不忍当面给她一个毫无指望的回答。也不忍给自己留下一种将来根本尽不到的义务。我的话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我感到自己脸红了。我觉得我的话很笨。本可以说得更巧妙些，却因仓促防御未免捉襟见肘。我难堪地讪笑着。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令人讨厌。
她说：“我知道这是难事。你别不好意思。其实，就算是某种义务，也不该轮到你。只能是我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他倒没对我说过愿不愿意留在北京的话。一次也没说过。但他对我说过好几次——说他一旦分回省里，就前景黯淡了……”
我从难堪的窘况之中爬出来，以劝人宽心的口吻说：“那倒不一定吧？全国每年毕业那么多大学生，总不能年复一年都分配在北京啊！地方也可以大有作为嘛！”
她说：“他一分回省里，肯定就得再由省里分回到县里。如今，县里考出来的，没后门，没关系，想留在省里也相当之难。再说他又是学中文的。到了地方，最不受欢迎的，就是中文系的大学生。”
我说：“现在提倡大学生到基层，从基层gān起。基层也更需要。在县里做出成绩了，还可以被调到省嘛！”
她说：“两个月前，他给县里写过信，询问过。县里也不知什么人给他回的信，希望他还是不要回到县里，真回去了也很难安排合适的工作。当秘书，他不是党员。搞宣传，现在搞宣传的人已超编了，还不知该往下裁谁呢！计划生育办公室倒空着一个缺，但要的是女的。接到信后，那一个多月他心情灰到了极点。他曾对我表示，再也不愿碰壁了，听天由命了。他说大不了是从哪儿出来的再回哪儿去，回到他们那个村里去当个‘孩子王’也不错。毕竟他读过大学了。仍然是全村最幸运的人。又说，怕只怕村里的人们误认为他在学校犯了什么错误。要不怎么会读了好几年大学哪儿都不要，又被贬回村里了呢？他说这是有口难辩的事。我听得出，其实他内心里最怕再回到他那个村子。他显然希望自己能预先作好种心理准备，可是又怕这一点最终成为现实……”
我张了张嘴，想说句话。
她问：“你想说什么？”
我反问：“你……有把握到他毕业时帮他留在北京吗？”
其实我想说的是——能下决心献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也不失为一种人生选择，也是大有作为的，等等。
但是猝然间我意识到，如果我真那么说了，自己挺不是个东西的。那些话在舌尖打了个滚儿，说出口的刹那间变了。
她挺自信地说：“大概没什么问题吧！这也是我能为他做的，惟一最实际的事了！对这一段缘分，从我这方面总得有个善始善终的jiāo代，是不是？”
我用一支烟堵住了嘴。我明智地认为，此刻“第三者”最不该表示什么态度。而且我也不知应持何种态度。倘说“是”，好像我支持她“终”。倘说“不”，又仿佛我企图代人qiáng求某种“正果”似的。
她却显得乐观起来。
她说：“反正一年的时间不长，一眨眼就会过去。这一年内我要加倍地对他好。他毕业再帮他留北京，他会感激我的。每当他回想起大学生活，他便会想起一个女孩儿，曾用温情一再地给他的心灵涂抹暖色，并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我相信，他将庆幸自己的生活里出现过那么一个女孩儿，他将对我终生铭记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