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已吸了三支烟。我又叼上了第四支烟。我觉得自己这个角色，纯粹他妈的是被导演耍弄了。而导演并非别人，恰恰是我自己。冉的母亲是“策划”。我对她可真的没法儿jiāo待了。
“我知道你心里别扭。”朋友又说：“事情闹得反了过来，我也没想到。一开始，我完全是站在死者家属一方去进行调查的，可是……”
我说：“你什么都别解释了。两个人为难，不如一个人为难。”
他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让我一个人为难吧。你呢，按你决定了的去做。”
朋友又说了些抱歉之类的话走了。他还要到法院去。原来法院并没定审，七年，不过是按照以往类似案件的处理意向……
我在家中坐立不安。几分钟后，我毅然决然地往冉的单位打电话。她在。我请她立刻到我家来。
她说：“我们下午学习文件啊！”
我说：“那你就请假。”
她说：“一般的事不准假。”
我说：“不是一般的事！你是乔老先生的女儿，而我可不是他的儿子，我对他没什么非尽不可的义务！来不来随你的便吧！”
一说完我就啪地放下了电话。
下午她来了。
我说：“冉，关于你父亲的死，倘若是这么个结果——法院只判对方一二年，甚至，判一二年，还缓刑一二年的话，你估计，你母亲会接受得了吗？……”
她摇头。
“那，你母亲会怎么样呢？”
“更不会善罢甘休了。”
“有什么办法，或者有谁，能劝得你母亲偃旗息鼓吗？”“没有。”
“你的心里会平衡吗？”
“司机开车撞死一个人，如果那个人并没违反jiāo通规则，也要判两年啊！”
冉的话，等于含蓄地告诉了我——果然如此的话，她也难以接受。看来，她和她母亲的分歧仅仅在于——平衡她们心理的那一刑期大于七年或等于七年。一旦小于七年，也许她们竟会同仇敌忾起来吧？这真是人的心理的一种奇怪现象啊！
我说：“冉，上午，我为你母亲请的那位律师到我家来过了。他从今天开始，已经变成被告的自愿的辩护律师了。他估计，甚至被告有无罪释放的可能。他对这一点是充满了信心的。他在律师界很有些小名气，挺有辩护才能的……”
冉那双眼睛，渐渐瞪大了。它们盯着我，似乎在问：你究竟搞的什么名堂？你究竟起的什么作用？你究竟从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你耍弄我母亲？……我避开她的目光，将朋友的调查结果，尽量详细地告诉了她……
听着听着，她的头垂下了。我讲得很艰难。觉得无论怎么讲，都似乎是在对冉老先生作着有损于他可敬长者形象的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这使我感到有些罪过，感到自己有些可恶。
我讷讷地说：“冉，真抱歉对你讲这些。一个事件的绝对客观的过程，也许是没有的。其实……其实你也完全可以不相信，不相信你父亲竟会对人产生那么……
那么一种古怪而又认真的误会……不相信他竟在街头闹市先rǔ骂了一位女同志，不相信他竟还动手打了人家……“
不料冉说：“我信……”
我讶然。
“我信。我全信……”冉又说，“我料到了，我有预感。我知道……某种事迟早要发生的。出事前几天，父亲至少三次对我说过同一句话……”
“他……说什么？……”
“兔子急了也要咬人的……”
我不但讶然，而且怦然了。
“也好。他这么解脱了也好。只不过解脱的方式，太戏剧化了。而且……而且太……对不起那姓姚的女同志了……”“你是说……他……他蓄意激怒某个人，以求借别人的手……了断自己的生命？……”
冉愀然摇头：“我不是那个意思，父亲也不是个嫁祸于人的人。其实，别人并不真正了解他。我也是近一二年才忽然意识到，作为一个女儿，我有责任了解自己的老父亲。于是我才发现，他头脑中充满了对立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他头脑中有时冲突得很剧烈。他内心里也充满了情感矛盾，他的心灵经常处于受情感折磨的状态。他像一个空心的金属球，内中装满了滚球，触动一下，内中就发生碰撞和摩擦。
他分析普通人的心理头头是道，对平衡自己的心理却无可奈何。我虽然了解了他，却帮助不了他。从理性上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拥护改革的人，但是几乎一切改革的负面都是他深恶痛绝的。他似乎很甘于澹泊寂寞，但是又喜欢到处演讲，有请必至。请他作报告的单位多了他烦，一个阶段内没人请他自己又烦躁，感到失落，感到被社会彻底遗弃了。在这个单位他大声疾呼改革势不可挡，在另一个单位他声讨起‘资本主义复辟’现象怒形于色激昂慷慨。在这篇文章里他大谈‘要玫瑰就不要怕它的刺扎手’，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嘲讽‘玫瑰固然比菠菜美丽，可是用玫瑰熬汤无异于哗众取宠’。在有的场合，他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qiáng调，每一个拥护改革的中国人，都必须以健全的心理承受改革所带来的种种压力，而在另一种场合，他悲天怜人，又说中国人的心理早已不堪重负，人和改革的关系，不是炒锅和豆子的关系。以至于，当他想把自己发表过的那些文章编成一个集子的时候，连他自己也认为，许多文章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若真的编在一个集子里，仿佛是两个人的文章合编成的什么‘争鸣集’或者‘辩论集’。他甚至对自己的文章产生怀疑，说这是我写的文章吗？我怎么会写出这种文章来？浅薄呀浅薄，羞愧极了。有时他非常认真地问我：“你说爸爸究竟是一个拥护改革的人还是一个反对改革的人？‘我如果说他是一个拥护改革的人，他就摇头自我否定，说他自己充其量是一个口头上拥护改革的人。我如果说他是一个反对改革的人，他又很悲哀，甚至很生气，说就因为你爸爸写过几篇批评改革负面现象的文章，你就这么认为你爸爸吗？亏你还是我的女儿。我说爸你别整天思考这些严肃的事了，那是中央领导人的事，你思考得再深刻也没什么用的。他呢，又会反过来教训我，说拥护改革或者反对改革，是每一个中国人不参与也得参与的时代大戏。堂堂一位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岂能仅仅作壁上观吗？某些看过他的几篇文章听过他的几次演讲或报告的人，寄给他不少信。有的对他的某种观点进行批判，有的要和他进行公开商榷。而年轻人寄来的信最不留情面，尖酸刻薄，嬉笑怒骂，将他比作一个’二花脸‘。说中国的’二花脸‘已经太多了，奉劝他每次出门去演讲之前，首先应该对着镜子，将自己鼻梁上的标签描清楚，是’改‘就描清楚一个’改‘，是’保‘就描清楚一个’保‘，别到时候现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