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中国共产党为了它的事业的成功，牺牲了千千万万的优秀者。他们面对屠刀和枪口所表现出的高贵气节，确乎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是诗性的。而自己，白天明智地回避开校园里的白色恐怖罗网，极其个人主义地埋头读书，以图自己日后的成名成家；只不过夜晚回到了宿舍里，插上门，拉上窗帘，才在日记里写下几行红色的诗句，而且还觉得将日记藏在什么地方都不够安全……既然如此，这样的诗句，无论今天看来多么红色，多么革命，读了又有什么意思呢？又能有几分感人可言呢？所以他改变了想法，决定不读了，决定把日记当众撕了……
他说，一想到那些为新中国之诞生抛头颅洒鲜血的革命青年，中国共产党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志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全体人民的大喜悦中，自己的崇敬尤其难以表达，自己的惭愧尤其难以形容……
“我想，同是中国青年，我其实是一个最该羞于谈‘革命’二字的人。我对‘革命’这一件血流成河前仆后继的大事情，什么都没有做过。中国北方的父老乡亲，也还心甘情愿地将最后一位亲人送上了前线，将最后一把小米双手捧送给了前线，而我呢？我其实是连与人民分享全国解放之喜悦也是不配的啊！……”
于是他缓缓转身，毕恭毕敬地面向墙上的马恩列斯毛的画像，连鞠三躬。
他的发言，首先赢得了党团员们极其热烈的掌声。
主持会议的人，情不自禁地离开坐位，大步跨到他跟前，紧紧拥抱住他说：“哎呀，哎呀……”
主持会议的人竟一时寻找不到适当的词汇来评价他的发言——他这个最后发言的人，发言得实在太好了。
主持会议的人满眶感动的泪水。
他自己也满眶泪水。
那是百分百真诚的泪水。
然而此后，不少同学和老师开始疏远柳了。也许，在他们的心底里，还不同程度地对柳产生了鄙夷。他们都是带着日记本参加过那次座谈会，并宣读过日记里的红色话语或朗诵过日记里的红色小诗的人。
如果柳不当众撕毁他的日记就好了。
如果柳的发言，与他们的发言具有一致性就好了。
但是柳却当众撕毁了他的日记。这一种做法使他与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别人觉得他的做法，是对别人的存心的羞rǔ，目的在于要将自己包装得比别人更真诚。
但是柳却作了与别人极为不一致的发言。并且，用今天的说法是——作了最煽情的发言，于是对比得别人的发言一概地太缺乏反省了，因而似乎越激动越显得夸张了。
在别人看来，柳的发言是顶做作的，顶表演的，所以是顶虚伪的。
真诚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是最经常地被误解进而曲解的东西。早在西方人从人类的意识活动中发现了“潜意识”现象以前一千多年，中国的《诗经》中就有“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话了。而后《三国志》中更有“知人善察，难眩以伪”的名言。在古远的中国文化的教诲之下，中国人“度”他人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简直可以说是构成为中国人的人种基因的特殊元素了。
柳对于别人已在怎样地“度”他却浑然不知，不觉。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不太具有“度”人之习惯和经验的人。何况，那些视他的发言为做作、表演，视他为虚伪之人的人，皆以虚伪的假面在以后的校园生活里与他厮熟着，将“度”他之心包裹得严严密密的。
柳又一头扎回到他社会学的天地了。在他想来，既然腐朽败坏的政府已由一个崭新良好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他所执著于的社会学，不是更其有用了吗？
半个世纪以后的一天，当柳老师向我讲起年轻时那人生的第一次发言，连我听了也不由得像别人一样“度”他，忍不住这么问：“您当时的发言有没有表演甚而博宠的成分在内呢？”
他被问得一怔。
我随即说：“我指的是您潜意识里。”
他摇头道：“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那一年我才二十几岁，正是男青年喜欢出风头的年龄。喜欢出风头嘛，免不了就要趁机当众表演一番。按现今的说法，如果我确实是在表演，该叫表演什么？”
我说：“表演真诚。”
他沉默片刻，苦笑道：“可我当时是真诚的。真诚就是真诚，我有什么必要表演它呢？”
我说：“潜意识不能用有必要没有必要来解释。潜意识可以在人对自己不明不白的情况之下将人支配到不由自主的程度。”
他定定地注视了我一阵，愠然道：“滚他妈的潜意识！如果看人专往潜意识层去分析，那么这世界上还有几人配襟怀坦白地活着？不管当时别人怎么看我，反正我认为我的发言是肺腑透明襟怀坦白的！”
见他认真起来，我就只有笑……
尽管，当年他的发言，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度”，但毕竟也引起了另外一些人对他的好感。那另外的一些人，便是代表新政权接管了那一所大学的人们。
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他是真诚的。而且认为他是他们格外需要的一个人。
于是他们专门开会研究他。
会上有人提供了关于他的最新情况，说他近来曾向一位党员老师流露出渴望入党的想法。
经过研究，一致认为还是不发展他入党的好。一致认为他以后的身份应该是民主党派成员。一名在新中国成立前原本对革命很淡薄的学生，正是这样一名学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崇敬得五体投地——新政权在大学里迫切需要这样的典型。树立起一个这样的典型，对于影响别人，对于新政权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占领大学之上层建筑阵地，意义非同小可。如果他竟入了党，作用反而削减了。而他并没有被发展为党员，反而加入了民主党派，典型的作用才大，才长远。
于是他成了民主党派的一分子。
于是他以后的人生轨迹，开始纳入别人对他的预先设计。
当然，这是他所不知的。
我曾问过他当年怎么没有加入共产党，却加入了民主党派？
他说，他起初也不是十分情愿的。共产党已经成了执政党，发自内心地崇敬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有几个不想加入共产党呢？可是找他谈话的民主党派的人士说，其实也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动员他的。说大学里的民主党派的组织很薄弱，党希望大学里有一定比例的民主党派人士。说一个人加入了民主党派，日后还可以跨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嘛……
于是他满怀着遵命的虔诚，成了大学里最年轻的一名民主党派人士。
于是，他以后经常被通知，有时是被要求，被指示参加各种名目的会议。社会主义国家会多，新中国建立之初尤其如此。
设计他的人生的人们，目的也是在于锻炼他，培养他。当然，完全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塑造他。他们之良苦用心，也是源于一种忠诚。对新政权这一千秋百代的大事业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