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是，这是一个“绝对”关键性的问题：设若李再钤的雕塑果真又像星状，而且又是红的，则只是表面上用银色把它“涂”起来，“绝对”是问题重大，因为那是“粉饰”，是“掩藏”，是“包庇”——而粉饰、掩藏或包庇的是什么呢？是“红星”！这比赤luǒluǒ的“红星”还要可怕，还要危险，因为赤luǒluǒ的红星众人一望即知——不是有市民投书指出来了吗？——而粉饰的、掩藏的和包庇过的红星，却足以“掩人耳目”，使人视而不见，见而不明，使人“视线不清”，其将可造成的“潜在”祸害，千百年后，谁能知之？这是“包藏祸心”，其罪当——当什么？我不敢讲，还是请原先那位投书的市民判断和裁决吧！
所以，悔罪避祸之道，首先就是把那银色先“洗”掉，然后，再派人把包藏在银色之内的红色“洗”掉——要记得，必须洗得gāngān净净的，连一点渣渣都不准留——然后嘛，还先不能涂银色，必须先请各方面人士——当然包括原先那位投书人——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从各个角度与微角度来察看，李再钤的那件雕塑是不是呈“星”状或“可能”成星状，甚至也“莫须”呈星状，反正，只要有呈“星”状的任何“可能”，都一律把它打磨掉，打磨成什么样子呢？就是打磨成再也不可能成为星状的样子，绝对、永远不再可能成为星状了，这样，才“安全”，才“没有问题”，然后，再把这永不再可能成为星状的东西，涂上银色——注意，什么颜色都可涂，就是不能涂成红色，当然，也不能涂成“近于”红色或跟红色“有关系”的颜色，再者，也绝不可涂成huáng色，因为，中共的“五星旗”中，不巧它的图案——也就是那儿颗星——不是红色，而是“huáng”色，因此，不但红星不可用，连huáng星也是有问题的——这样，把这个除去了星状之一切可能性并涂成银色的东西，再标上“李再钤作品”——这就对了，这才是市立美术馆馆长苏瑞屏该做的事。
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二十多年前，当我们在大学念书时，就曾听我们温文尔雅的美学老师虞君质先生对我们说过，某某年轻的抽象画家在某某国家画廓展出其抽象作品，经人指出，其抽象画中竟隐含有“毛某某”的字样，于是群众大哗，而该画家则遭治安单位扣押询问，而终由虞君质等先生联名保出的事。
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虞先生那文气非常明显的脸上透着的那极难捉摸的笑容来。
※※※
再举一个例子给那位投书市民和苏瑞屏馆长壮胆：约在半年前（当然，也是“如果新闻报导没有偏差的话”，但那篇新闻报导我是亲眼看到的），台中的某一位女议员在巡视台中通往梧栖港的中港路时，突然发现中港路两旁的行道树开的都是huáng花。这一下不得了啦，她立刻赶回议府，发言曰：偌大一条路都开huáng花，还成什么话，我们台中市岂不成了“huáng色都市”了，因此建议市长把那些树统统砍了，另种别树——至于是什么树，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不能开huáng花，当然也不能开红花，否则，不是huáng城就是红城，那还得了！
可惜的是，当时的台中市长并没有“从善如流”，我想他之所以胆敢如此固执，大概是因中港路的行道树开的只不过是huáng花，而不是红花，而那女议员参的那一本，也只不过说是“台中市怕要变成了huáng色都市”而非“红色”
都市，否则，台中市长的肩膀不被她压垮才怪，而中港路的两排行道树即使没有连根拔除，大概也要每一棵都花八千元派人“涂”成银色了。
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些事情都还是小得不得了的事情，只不过区区一个李再钤的区区作品而已，只不过区区台中市的区区中港路的区区两排行道树而已，重要的还在后头：重要的是，要把台南市的凤凰木统统砍掉，因为凤凰木这种树还像话嘛，从四月到九月，整整半年，什么花也不开，偏偏开红化，而最糟糕的，它的花瓣是五瓣的（好像；反正是不是真的五瓣也没关系），台南市半年，岂不成了红城，甚至红星城？如果，红色真这么可怕，照这样推衍下去，还得把一千八百万人各个抽血换血，或发明一种“健康”
漂白剂，把血漂一漂——因为血的颜色也是红的！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不会“闹事”的一代
— —给大学生今年5 月27 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我的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
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的行列很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我自己决定，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抵制。观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议到外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但是群众的喊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竟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来——或许她们真有点道理也说不定。”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员很粗bào地把那两个女生架走了。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的观众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
“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蛋！”好不客易，来了两个警察，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着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