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叮吟我不可随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祸上身，是怕我吃亏，我为什么要生气？家里教导我不可乱说话，“小孩子有耳无嘴”才不会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设想，我更不会因此生气。
于是，我现在努力读书，将来努力赚钱，大家都会说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欢打抱不平，整天社会国家的人，虽然急公好义，到头来不是被排挤就是被看成异端，不得善终。日常生活里，每一个聪明人都是快快乐乐出门，不乱听言论，不乱说意见，不乱帮助陌生人，然后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鸟才会去救人之难，去谈论批评，去惹是非，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大家如此这般，自私自利，而把除自己有利以外的全置之度外。，可记得幼年时上街，许多长辈们鼓励孩子插队买票，上车抢座位（有人说这是逃难心理），结果孩子身手矫捷不落人后，赢来不少赞赏，俨然自己就是国家未来主人翁一般。这种可以骄其父母的行为，身为一个中国人看来怎么会生气呢？长大后占人便宜说是为了家计，插队上车是为了早点赶回家照顾子女，亏空公款是为了弥补家庭拮据，遇到困难，找有力人士关说，也是为了这个家。这个想法早年管仲对鲍叔就曾说过，我只能借大家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我努力打拼赚钱，劳累委屈，为的还不是这个家。”听来如此冠冕堂皇，扣人心弦，谁曰不宜，谁会生气。
“为了家”是个很管用的口实、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弊情而不会令人生气，因为顾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见死不救，如何为了赚钱而贪赃枉法，瞒上欺下。而顾家的妈妈必定是好妈妈，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欢占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济私、挑拨离间，只要她的行为是以“为了家”做出发，那么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都可以被原谅了。
研究中国人性格的社会学者，大都认为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及社会贫穷是养成中国人的自我、自利性格的原因。
就以台湾老一辈人的生活背景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有其道理。大陆来台的长辈，在幼青年时大多在战乱、饥饿、流离、逃难中长大，在台的老一辈也是战乱、饥饿中挣扎出来的，所以他们常以自己的经验向子女谆谆告诫，希望子女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读书赚钱以外的事最好少管，因此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只紧握那一份自己谋生的资源，死也不肯放松。
他们从战乱饥荒中取得的经验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越大。”因为在战乱或荒年里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粮食去帮助别一家，这慷慨的一家就要减少他们自己生存的价会，要是太慷慨，生存机会便相对减少，甚而不免饿死。所谓物竞天择，在战乱荒年里，有慷慨性格肯于帮助别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专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选择，这种畸形的自我选择与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义特别发达。
经过割据、抗日等饥饿灾荒而死里逃生的人。对生命当然特别的珍惜、所以他们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资源——知识和钱财（他们认为知识可以取得高社会地位，代表一份优异的生存机会；钱财可以买通一切急难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
所以由小到大都为这个生存资源钻营不休，至于社会的公义，人群的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对待它。
如此一来，整个社会风气都从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发，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见死不救的心态去过现代社会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济私、贪赃任法的心理去面对公众，三方面以守旧苟安的心态去保住既得的利益。
加上没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无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jiāo征利，一点也不知道生气。
倒是要他们抛弃狭隘的、自利的、“为了家”的自私心态去过合理的现代社会生活，他们会很生气。或者要他们改正以前那种逃难的、饥荒的、自顾不暇的穷人自私心态去过现代生活，他们会很生气。
中国人，已经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经地义，那么见到别人自私自利，怎么还会生气；身为中国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么还会生气。
这下你应当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了吧？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生气，没有用吗？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jī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jī，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jī？？※※※
如果你住在台湾，如果你还没有移民美国或巴拉圭，如果你觉得你的父母将埋葬于此，你的子女将生长于此，那么，这是我给你的一封信。
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后；有些人带着怜悯的眼光，摇着头对我说：生气，没有用的！算了吧！
他们或许是对的。去国十年，在回到台湾这一年当中，我有过太多“生气”失败的经验。有些是每天发生的小小的挫败：在邮局窗口，我说：“请你排队好吧？”这个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挤进窗里。
经过养狗的人家，看见一只巨大的圣伯纳狗塞在一个小笼子里；鼻子和尾巴都抵着铁栏，动弹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声下气地说：“这太可怜了吧！”他别过脸去，不说话。狗在一旁呜呜叫着。
有人把空罐头丢在大屯山里，我伸出头大叫：“这么美的景色，别丢垃圾！”没有回音，我只好走过去，自己捡起来，放回我的车上。
南部的商人屠杀老虎，我问环保局：“没有法令保护这些稀有动物吗？”回答是：“没有。”有些是比较严重、比较激烈的失败：回台湾第二天，计程车经过路口时，猛然发觉有个人躺在马路中间，黑衫黑裤，戴着斗笠，像是乡下来的老农夫，姿态僵硬地朝天躺着。流水似的车马小心而技巧地绕过他，没有人停下来。我急忙大叫：“赶快停车，我去给警察打电话！”司机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槟榔，回头对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电话有什么落用！”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英文邮报》登了一则消息：发现“乌贼”者，抄下车牌号码，请打这两个环保局的电话。几个星期之后，我拨了其中一个号码，正要把“乌贼”
报出，那边打断我的话：“有这样的事吗？哪家报纸登的？”“《英文邮报》。”
我说，于是重新解释一遍。对方显然不知所措，于是要我拔另一个号码——另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接第四通电话的人犹疑地说：“那你把号码给我好了，我们看着处理。”我并没有把“乌贼”号码给他；我把电话摔了。
有一段时候我们住在临着大街的十楼上。搬进去之后，发觉对街的夜摊每至午夜，鼓乐喧天，大放流行歌曲。于是我夜夜打电话到警察局去；电话那头总是说：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阳台上观望，我知道，没有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