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这样刻苦自励的皇帝，最后也没能以“圣君明王”的形象进入历史。从本质上说，人们不是把皇帝当成一个凡夫俗子而是当成一个神来要求。因此，“圣王教育”就是要把一个平庸的人变成完美、坚qiáng、无所不能的“圣人”。
过高的标准使小光绪成为天下最容易体会到挫败感的孩子。“圣王教育”在小皇帝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应该”：他应该具有常人不具备的毅力，能应付别人应付不了的课程；他应该比普通人聪明，读书过目不忘；他应该机灵敏捷，举动处处符合规矩。——因为这些是伟大的帝王应该具备的素质。可惜，他那孱弱的身体里其实没有这些东西。虽然听话、好学，然而过于繁重的学业也常常使他想打退堂鼓，过于苛刻jīng细的日常生活教条也使他不堪重负。他很难长时间地恪守老师给他定下的严格标准。
然而，“圣王教育”又使他相信，毅力决定一切，完美才有价值，稍一松懈就是退步，任何妥协都是失败。因此，一个举动没达到自己的要求，在他看来，也是“不应该”的。
巨大的压力和自己过于软弱的天赋，使小皇帝的日常表现越来越两极化发展。有的时候，他能把自己的jīng神状态调动到最佳状态，把意志水平调动到极高程度，一丝不苟地“学做圣人”，表现得非常振作进取。然而，由于身体素质以及先天缺乏刚毅气质，他难以长时间地克制自己，振作状态很难持久。一旦受挫，他又会对自己极度失望，心气因此一扫而光，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状态。师傅翁同龢也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他在日记里记道，小皇帝有的时候jīng神振作，学习起来势如破竹，“读甚奋”，作文也“极敏捷”。让师傅欣慰不已。然而，过了一段时间，皇帝又会莫名其妙地陷入“不能用心”、“少jīng神”、“jīng神涣散”、“勉qiáng敷衍”、“百方鼓动不得”、“倦怠迁延”的状态。翁同龢焦虑、忧愁、叹息，甚至无可奈何。
用今天的话说，皇帝患有双相抑郁症。“圣王教育”使他成了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件事情，只有做到完美，对他来讲才有意义。在消沉时期，他极度厌恶自己，对自己不抱任何希望；在振作时期，他又相信只要自己毅然“改恶从善”，并且坚持到底，那么一切都会瞬间改观，自己也会变得异常完美，世界依然灿烂美好。他缺乏那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主义态度。他的信条是：要么最好，要么gān脆最坏；要么倾尽全力、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要么破罐子破摔、逃避现实。在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时刻，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模式给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带来的致命影响。
十三
不论如何，战争总算画上句号了，那些和战争相联系的焦灼、惊惶、彻夜不眠终于结束了。皇帝像是一个从火灾现场láng狈逃出来的难民，把一片láng藉的废墟抛在脑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可是，他心里却着起了悔愧的大火，一寸寸烧得这个善良单纯的人的心脏不停地痉挛。
只有在硝烟散尽后静心盘点，皇帝才看得清楚这场战争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本来，经过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大清帝国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近代海军和一大批近代化工业，大清这辆残破的老车，已驶过了最危险的路段，开上了相对平稳开阔的坦途，虽然速度不快，但总可以说是处于上升状态。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确无必要与日本孤注一掷地作战。如果没有《马关条约》，中日两国的历史走势也许会与日后大相径庭。
没想到，这个好不容易赢得的“大好形势”，却在自己的手中戛然而止。清朝有史以来最大面积的割地和最大数额的赔款，使大清犹如一个刚刚病愈的人又一次被打倒在地。甲午战争给了日本一个全面超越中国的起点，3.4亿两白银加上台湾，成为日本腾飞的qiáng大动力。而中国则自此跌下万劫不复的深渊。亚洲和世界的格局重新洗牌，那些逡巡在中国四周的欧美列qiáng，又纷纷亮出了利爪，纷纷向中国提出了“租借”土地的要求。中国由一个“同光中兴”的“希望之星”变成了被瓜分的对象，一时之间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的结果却是使全国臣民见识了自己的无能；本来要为国家雪耻，没想到却给民族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召开大臣会议时，太后连正眼都不瞅他，那张越发吓人的脸毫不掩饰地向朝廷重臣流露着对他的轻视，让他无地自容。在战争过后，太后越来越多地走上前台，直接处理政务，说明她对自己已不再放心。
确实，通过这场战争，太后对皇帝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太后没想到，原本她认为已经培养陶铸得成了器的皇帝，一旦登台亮相，居然唱得这样荒腔走板。通过这场战争，她才发现，皇帝原来是如此幼稚、孟làng、轻率和脆弱。看来，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是白费了，这个孩子实“不足以承大业”。太后后悔极了，她后悔自己太大意了，一眼没照顾到，竟然酿此大祸，自己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然而悔之晚矣。在中国式政治规律下，一个皇帝如果没有失德，不管他曾经多么失策，也缺少被更换的理由。何况从形式上讲，他君临天下，已经二十多年了。自己虽然jīng力尚存，但毕竟没有几年活头，这个家注定还是他当下去。自己所能做的，唯有在有生之年，再多操操心、把把脉，能尽一份心是一份心吧！
皇帝的情绪步入两极化状态中的低谷。像以往一样，心绪低落的皇帝又病了。躺在病chuáng上的皇帝一遍遍地反思着：在战争之中，他一举一动都是效法列祖列宗，为什么到头来却左支右绌、一败涂地？
皇帝想起了李鸿章前几天给他上的一道奏折。李鸿章说，在中日谈判期间，伊藤博文曾对他讲：“贵国之弱，在于固守旧法。如欲自qiáng，必须将明于西学、年富力qiáng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转机。”
这场战争让他见识了“西法”的qiáng大。他没想到，日本在战争中竟然能迸发出这样巨大的能量。看来，“西法”的威力远远超过“祖宗旧制”。
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一场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进呈了驻日公使huáng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以及英国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皇帝“如获至宝”，这些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与“祖宗旧制、圣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终于发现，战争的失败，并非因为他的“无能”，并非由于他不够“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恰恰是因为他太迷信圣人和祖先了。其实他们留下来的旧式武库中的武器完全不实用。梁启超先生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皇帝认识到，如今时代，“外洋各国是今非昔比的”，中国“一切落后，大量地做赶不上外国”，“西人皆曰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曰为无用之学”。一气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头的那些性理之书搬出去，以“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只有“维新变法”，让大清脱胎换骨，才能扶大厦之将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