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杨广怎么会不着四六地打起父亲宠妃的主意以致闹出了qiángjian案来？
香风密密、帷幕重重的后宫，是民间历史爱好者掀开时间之帘后最热衷探究的地方。这些离奇的情节，主要是由野史作家贡献的。在《大业记略》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高祖在仁寿宫，病重，杨广侍疾。高祖晚年最喜欢的美人，唯陈、蔡二人而已。杨广乃召蔡美人于别室，美人既还，面部有伤而头发凌乱，高祖问之，蔡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咬指出血，召柳述、元严等，要换杨勇当太子。杨广于是命杨素、张衡进毒药。杨广选了三十个健壮的太监穿上女人的衣服，衣服下面藏着刀枪，立于宫内道路边，不许寻常人入内。杨素等既入，而高祖bào崩。
另一部野史《通历》中记载得更为离奇，说杨广试图qiángjian隋文帝宠妃就发生在杨坚与百官举行诀别仪式的重大时刻。隋文帝死亡的情形更为具体详细：“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意思是：张衡进入殿内，拉住皇帝，不知怎么回事，只见血溅屏风，老皇帝惨叫之声达于户外，就这么死了。
这些野史，把那个善于蛰伏、长于自制、qiáng毅隐忍、雄图大志的杨广描写成了一个急吼吼的、多年没有亲近过女人的色情狂，于众大臣聚集、举国聚焦的焦点之地，权力授受的关键之时，演出这极可能毁自己二十年积累的夺嫡成果于一旦的愚蠢下流故事。杨广再愚蠢，能有此乎？
也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虽然这是丑化杨广的最好武器，正史也不敢直接使用。事实上，就连用力搜集隋炀帝反面材料以为批判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杨广弒父。试想，如果真有此说，则李唐起兵之时，何不以为宣传材料？
关于杨广的故事就是这样漏dòng百出，存在太多逻辑上的硬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明显不合常理的传说，却被人们津津乐道了千余年。我们不得不说，杨广是古往今来被历史学家侮rǔ和损害的人中最严重的一个。“谋兄”、“yín母”、“弑父”、“幽弟”这些罪名不过是个开始，在这以后，还有更大的罪名等着他。不过，相对于曲折惊险、色彩丰富的前半生传奇，他后半生的故事则显得平铺直叙、色彩单调。这个原本被描述成láng一样坚qiáng、狡诈的人，在登上皇位后立刻变得像猪一样昏聩糊涂。在位十四年，他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在深宫中变着花样，不停地宣yín。除此之外，其他事也无一不是离奇荒唐的：仅仅为了一次旅游，他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了大运河；因为算命人的一句话，他就抛弃了长安，跑到洛阳另建新都；为了满足毫无必要的虚荣心，他举全国之力，三次打高丽……总而言之，他用尽一切办法毁灭帝国，并终于成功地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八
与后世读者想象的不同，老皇帝死去的前后，整个大隋王朝的空气中充斥的不仅仅是紧张，还有几分兴奋，或者说得更明确点，是期待。人们期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两个小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
首先，新皇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去世。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一生功过。
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
《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nüè民曰炀。”这是所有谥号中最坏的一个字。
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腐败亡国。
另一个细节是，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大业！
九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政治新人”心中的梦想。
在普通人眼里，他父亲杨坚的功业已经达到了极盛的地步——四海一统，天下太平，国力昌盛。开国之君似乎没有给继承人留下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为人行政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先从小节说起。父亲的第一个缺陷是过于严苛。因为过人的勤政节俭，老皇帝杨坚在中国史上留下了很高的声望。然而，仁寿年间的大隋臣民感觉到更多的却是老皇帝晚年变本加厉的猜忌多疑。也许是因为老年的人格改变，所以越到暮年，杨坚越担心大隋天下的安全。为了震慑天下之人，他用刑越来越残酷。据《隋书·刑法志》，一开始是“盗边粮者，一升以上皆死，家口没官”，后来甚至发展到“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程度。百姓举手投足便有可能触犯刑法，弄得怨声载道，人心惶惶。
许多成功的儿子都是踏着父亲的尸骨建功立业的。杨广知道，刚刚登基的他，第一要务是争取民心，而父亲的错误正是自己的机会。
一上台，杨广就下令重修《大隋律》，隋文帝晚年制定的酷刑全部取消。用酷刑来维持统治秩序的做法在杨广看来太小儿科了。杨广称圣人之治应该“推心待物”，所以他“每从宽政”，新的《大隋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之一。历代王朝均规定，犯谋反等大罪，父子兄弟均斩，家口没官为奴。杨广认为这条法律太不人道。他说：“罪不及嗣，既弘于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 《隋书·刑法志》载，新的《大隋律》断然取消了连坐之罪，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的一个先河——废除了对谋反大罪的连坐。这是中国法制史走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可惜到了唐代又退了回去。
比起严酷，杨广更反感的是父亲的吝啬。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搜刮的皇帝，他一再巧立名目，提高税赋，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甚至饥荒时也舍不得打开仓库救济百姓。杨广认为，这实在不是人君应有的气度。继位之后，他即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税。在位十四年间，他多次宽免百姓租税，一再降低税赋。
隋文帝“素无学术”，对文化十分轻视。晚年甚至认为学校没有什么用处，各地学校，均予废除。《隋书·炀帝纪》则记载，杨广继位不久，便恢复了被隋文帝所废除的各级学校，并且发布诏书，宣布帝国的文化方针是“尊师重道”，“讲信修睦，敦奖名教”。
因初政的这些举措，杨广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天下百姓和读书人的拥护，也迅速在大臣中间建立了威信。看来，当初隋文帝选这个“天下称贤”的王子为储，是何等明智啊！新皇帝的仁慈、慷慨、文雅的形象随着这些政策传遍了帝国，颂扬新皇帝仁德圣功的奏折一再呈进到杨广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