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再来说说贾志刚。这个著名的体育记者，这个在《足球报》写过十多年专栏的体育评论员，这个武侠、职场等题材什么都敢写都能写的勤奋的“笔杆子”，终于也“跟风”写起了历史小说。我觉得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因为他避开了可能属于自己弱点的东西，而采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书写，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完美”，甚至具有了独特的文体特征。他没有描写，少发议论，剔除矫情，三言两语，偶有类似于金圣叹读才子书的眉批。他幽默到使人看他的小说有如看当下的网络新闻，会心之笑和爆笑是阅读他的作品最直观的生理反应。当下新闻以及当下话语方式的qiáng行进入，不仅没有使历史露出反感的神态，反而获得了快感。与其说贾志刚是在写chūn秋史，不如说他在描画我们当代众生相。贾氏幽默或许正在于此。不是以史为鉴，亦非借古喻今，而是用古代来关注当下，这完全吻合贾志刚的记者身份。对当下社会的关注度之高，是曹昇和当年明月所不及的。不过，这种方式往往使人觉得作者过于油滑，失之轻佻，从而怀疑他所叙述的历史是否属实。我觉得历史小说的最大问题就是篡改和歪曲史实。在更多的证据出现之前，我们要对已有证据保持尊重和敬畏，而不能仅凭臆测和推断来随意附加个人观念和看法。我说过“完美”，在于贾志刚也避开了这一问题。与现存史籍对校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贾志刚一泻千里、嬉笑怒骂之下，没有一句虚言。我还说过“文体特征”，什么文体特征？鉴于贾志刚写的是chūn秋，鉴于贾志刚在高速叙述中有意或无意留有大段空白，鉴于贾志刚话中有戏，我称之为“chūn秋笔法”。没错，这个笔法也与chūn秋有关。
历史小说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文学作品，它起码还有另外一个简便的功能，即对历史真相的探索和最有力地接近。从姚雪垠的《李自成》、蔡东藩的各朝演义至今，对历史的书写已发生了深刻的剧变。这一变化得益于持续的思想解放，得益于近年来电视、书商和看客的鼓励，最终却主要体现在我们的民间史学家们的作品之中。对历史书写的权力下放，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不过，作为民间史学家，当年明月等人并不具有从学术出发的自发性和主动性。他们更多的是在市场的操控下，被动地与书商签订协议，然后以井喷方式展现自己的学识能力。好在他们可以引领我们进入了虚实相间的历史纵深，从而深切认识到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灾难和荣耀。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文化现象，一个市场景观，当年明月和贾志刚等人的火爆也许并不具备振聋发聩的能量，但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进步，一个开始，我所关注的是这个现象背后的趋向。
替易中天遗憾，管子是诸子百家亲爹
更新时间2008-12-9 15:22:36 字数：3575
贾志刚
非常高兴，易中天老师率领一种“讲师团”开讲诸子百家，那是中华文明的jīng粹。可是，易老师已经开讲了，开篇就是“实话孔子——夫子何人”。易老师讲得如何，姑且不论，只是这样的顺序就有问题。易老师说了，chūn秋是中国思想史的奥林匹克，这太正确了。问题是，讲奥林匹克似乎应该从顾拜旦开始，而不是以刘翔来开篇。
诸子百家应该以谁开始？毫无疑问，从管子开始。负责任地说，管子是chūn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亲爹，没有管子，就没有诸子。
事实上，关于诸子百家究竟是哪些诸子，历来说法不一。管子有时被列入其中，有时根本就沾不上边。即使被列入，也是在其他一类，似乎只是凑数的帮闲的可有可无的。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管子的思想包罗万象，其后的诸子百家几乎无一不是从管子学说中分离而出。
管子的思想收罗在《管子》一书中，与其他的诸子一样，《管子》中的文章有管子自写，也有后人补充。《管子》共八十六篇，现存七十六篇。通读《管子》，就会发现管子是诸子他们亲爹这一铁的事实。
在我即将出版的《原来这才是chūn秋》中，对于这一事实做了简单的描述，现摘录部分作为佐证。
儒家：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这里的“四维”就是礼、义、廉、耻，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管子认为有了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了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了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了耻，就不会趋从坏人。有了“四维”，国家就有了秩序，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就是管子的四项基本原则，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富裕，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基础，是必备的条件。
礼、义、廉、耻，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基础。
法家：
关于法，管仲的论述非常之多，内容也非常全，从法的重要性，到法律制度的建设、法律的执行等各个方面一应俱全。稍作摘选，就能发现管仲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法家，他的思想也正是后来法家们的理论基础。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翻译过来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
“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译过来就是：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译过来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严刑峻法，对于现代社会来讲，当然会有个适用性的问题，但在当时，自有其时代意义。
甚至对于一些法律疑难问题，管仲也有很好的解答。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商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bào人兴，曹党起而乱人作矣。”什么意思？就是说还没有颁布法令，有人偶尔执行了，国君不应该奖赏他，否则守法的人们就会抱怨，而一些人就会猜测还要出什么法律而提前去做，那样国家就要大乱了。同样，法律还没有公布之前有人触犯了，也不能去惩罚他，否则人们就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就会没有安全感，也会引起社会的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