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已为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所熟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6—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日皖勾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qiáng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得以在华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这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在此期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所谓的“武力统一”，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就是由日本拿钱供给武器在幕后给予支持的。双方的关系，正如皖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徐树铮所说：“我北军势力的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
（见《徐树铮密电》第2页）。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寺内内阁任内（1916.10—1918.
9）日本新成立的对华借款总额为38645 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时我国对华借款约一亿二千元日元比较，仅二年时间，增加了三倍”（见铃木武雄《西原借款资料研究》
第353页）。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支持，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其具体史实可参阅拙著《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日皖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
2、与日皖关系相比，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日奉之间早有勾结。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9卷第135—138页）。日本支持奉系，更多的是从维护其所谓“满蒙特殊利益”
这一基本点出发的。日本历来把中国东北地区看作它的势力范围，不容欧美各国介入，视张作霖为其在东三省的代理人，对奉系逐鹿中原的野心，并不热心支持。日本内阁对奉系的政策曾于1921年5月17日作出如下规定：“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进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jiāo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日本对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虽奉系遭到失败，还是保持不gān预与不介入的立场。1924年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率兵由关内打回奉天，张作霖统治地位岌岌可危，郭军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直接威胁到日本的侵略利益。日本在奉天驻军立即出面gān与，致使郭松龄兵败被杀，使张得以转危为安。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张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进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yīn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道路。在这里日本与张作霖奉系的关系，与日皖关系相比，表现的又有所不同。
3、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英美报刊的舆论，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张，反日反皖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记者，兴高采烈，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chuī捧吴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在宣皖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见《晨报》1920年8月27日）。无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它们在中国执行对华政策的合适人选，而直系也总是把英美视作自己的同盟者。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成立后，财政拮据，在英美的撮合下，1922年8月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会议议定给予直系北京政府一个五百万美元分期借款，由四国驻华公使各自报请本国政府。日本公使小幡酠认为这个决定偏袒直系，建议政府拒绝这个决议。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借款被否决了。英美两国虽为促成这笔借款，多方进行活动，日本始终以不给中国任何党派以援助为借口，拒绝改变反对借款的立场。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但英美与直系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如日皖、日奉关系那样公开露骨。
帝国主义列qiáng对北洋各派军阀势力的支持与否，是根据其在华切身利益得失为转移，这类事情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三、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充满了新和旧的矛盾与冲突。激化的阶级矛盾，政治上的剧烈动dàng，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此时期，中国无论南方或北方，长期处于军阀战乱之中。据1932年出版的《四川内战详记》一书统计，从民国初年至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478次，平均每月两次战争，规模较大的战争，波及邻近的滇、黔、陕、鄂四省。四川一省如此，全国各地频繁爆发的大小军阀混战，虽无统计资料，但以此类推，即可想见一斑。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地方农业经济即封建主义经济的大量存在，二是帝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政策。民国初年，全国百分之九十为农业人口，地区之间jiāo通不便，联系也不密切，除沿海地区外，内地各省均处于封团状态，各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地独立存在，这就为大小军阀提供了割据一方的客观条件。他们在一省或一地区，闭关自守，称王称霸，成为独立王国，将其统治的地盘，视作个人私产，甚至形成世袭封建家族式的统治，如奉系之在东北地区。
北洋军阀在政治上极力维护和qiáng化封建统治秩序，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各类矛盾的激化。频繁的战乱，严重的搜括与掠夺，加以自然灾害，造成农村经济的破产。广大破产农民一部分成为军阀扩军的兵源，但铤而走险者，也比比皆是，以原始的反抗方式，相互结成武装团体，由最初的打家劫舍，发展到攻城占地，成为民国初年遍地“匪患”，兵匪不分的奇特社会现象。统治者为了qiáng化自己的镇压手段，遂购买洋枪洋pào发展武装力量。同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不时地以武力发动战争，抢夺其他军阀所占有的地盘。大军阀相互间为争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不时爆发战争；地方上的小军阀为兼并地盘，不断挑起武装冲突。这就是民初军阀连年混战的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