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从归隐洹上到临危受命，再度出山，对他一生来说，是一个大转捩点。这一转捩对他亦好亦坏，他有过人的才智，一定可以使他把握这个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何况他在中外人士印象中，是一个亦新亦旧，半新半旧，可新可旧的人物，他掌握了北洋军系的实力。因此，对于清廷和革命党双方，他都是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
人的际遇很微妙，袁在这以前只是一个没落王朝中的一个权臣，若清王朝继续存在，他的功业最多也不过可望曾、左、胡、李，虽然他有野心，他也无法篡位；如今他置身于清王朝危亡的大变局中，这便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可以无止境地发挥他的野心。天下事往往是这么微妙，一个人的际遇就是这么难以逆料。袁因为有太大的野心，因此使他一念之误而落得千古骂名。
北洋军阀史话
廿八、和谈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军事实上迫切地需要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政府，九月十九日黎元洪曾向独立各省提出建议，请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可是这个电报耽误了八天才到上海，而九月廿一日苏、浙、沪三地都督已邀请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讨论组织统一机构的问题，同时建议在中央机构未组成以前，先行推定伍廷芳和温宗尧为革命军的临时外jiāo代表。迨黎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方面为了尊重黎的意见，决定以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并推举鄂军都督代行中央职权。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于十月初四日开会，决定每省派代表一人到武昌参加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留代表一人在上海担任联络工作。
各省代表到武昌后，于十月初十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大会，公推谭人凤为议长。这一次会议有一个幕后的，但却是具有历史性的决定，就是在十月十日通过一项决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
原来十月初九日袁世凯派了朱其瑝到武昌，朱带了一封汪兆铭的亲笔函，这是汪写给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函，希望南北达成和议，联合一致要求清帝逊位，并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汪这封信恰巧在各省代表大会期中到达，于是大家便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在讨论过程中，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今后“和平与战争”问题，不在于革命军与清廷之间，而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倘如避免更多的流血，最好的方法是把袁拉到革命阵营来。袁的问题是要给他重大的酬报，他在清廷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要拉袁反清，则唯有许以比他在清廷更高的职位，因此如果袁真愿以举手之劳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民国，则革命军唯有享以民国临时大总统，才能引诱和打动得了袁。
袁世凯、汪兆铭的勾结，是民国成立前后，政海中一大公案。廿个月以前汪谋刺摄政王事泄入狱，震动了海内外，辛亥年袁再起组阁时，汪已获释。袁入京后即曾多次单独和汪谈话，两人所谈何事则非外人所可获知，不过汪既是同盟会重要巨头之一，又坐过监，其革命功绩已世人皆知，无人会疑心汪对革命不忠，所以袁汪往还并不损于汪的盛名。袁汪勾结的高cháo是汪兆铭和袁的长子克定结为异姓兄弟一事。这是在南北和议期间，时间是辛亥年十月初七日，这天下午五时袁在内阁总理官署见汪，密谈一小时，又于当天晚上七时，在私邸设宴款汪。汪和克定先向袁四叩首，二人又相对叩首，然后世凯南面坐，汪和克定北向立。袁徐徐而言：“你们两人今后是异姓兄弟，克定长，当以仲弟视兆铭；兆铭年幼，应以兄长待克定。我老了，望你们以异姓兄弟之亲逾于骨肉。”
汪和克定以极诚敬的口语说：“谨如大人命。”于是再向袁四叩首，一幕“义”结金兰的礼仪告终。这父子三人由杨度等作陪，尽欢畅饮，汪雄于饮酒，袁父子也非弱者，这一晚真是杯盘láng藉，尽欢而散。
武昌和谈曾有过两次试探，都是由袁派蔡廷gān（耀堂）、刘承恩（浩chūn）到武昌向黎接洽，这两次都得不到要领。在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才正式地接洽谈和，请北京英国公使朱尔典电令汉口的英国领事葛福出面，于十月初十日到武昌斡旋和平，先商双方停战。当时汉口方面清军还是冯国璋统率，他所开的短期停战条件，竟称革命党为“匪党”，并有“匪党”须退出武昌城十五里，“匪党”军舰之pào闩须卸下jiāo与介绍人英领事收存等语，于是革命军方面也有：“满军须退出汉口十五里以外，满军所有军火应由介绍人英领事签字封闭之”相答。
英领事葛福所提的局部正式停战条件是：
一、范围：武昌（革命军）汉口（清军）两军所占地不得变换；二、日期：自十月十二日上午八时起至十五日上午八时止，停战三日；三、革命军应守条款：甲、革命军于停战范围日期内按兵不动；乙、革命军之兵舰于停战范围日期内，不得行驶，并将机器卸jiāo驻英水师官收存，但须于十五日上午六时转jiāo该舰收回。
四、清军应守条款：甲、清军须于停战范围日期内，一律按兵不动；乙、清军之火车，于停战范围日期内，不得往来作军事上之行动，由驻汉英水师兵监视。
在这三天的停战期内，葛福领事曾和在汉口英租界开会的各省代表大会接洽和平，和平方案有两个：一个是全国性的，由袁世凯内阁代表清廷统治下的各省区，希望和一个能代表全部革命省区的人进行和谈；另一个是局部性的停战，由北洋军在武汉的最高统帅冯国璋（这时冯还没有离开汉口）与“黎军门”进行以湖北地区为限的停战谈判。
十月十五日停战期满，双方同意继续停战至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六时。在停战期内，十月十八日袁世凯派出了唐绍仪为总理内阁大臣的全权代表，前往武汉与“黎军门”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而革命军方面也派遣伍廷芳为全权代表。
当袁派唐为全权代表时，杨士琦向袁说：“少川（唐的号）是广东人，广东人最讲乡谊。革命领袖孙文也是广东人，伍廷芳也是广东人，广东人和广东人碰头，几句广东话一说，倒不可不提防一下呢！”袁笑着说：“杏丞（杨的号）你放心，我就请你和贵本家晳子（杨度）随着少川南下吧。晳子是湖南人，革命军方面不少湖南人，让湖南人和湖南人碰头，说几句湖南话吧。”杨度在东京时和孙中山先生很熟，又和huáng兴、宋教仁过从甚密，孙huáng的认识还是杨的介绍，因此杨对和谈是有影响力的。当时有一种理论，是说：革命事业非袁不易成功，袁不是曾国藩、胡林翼，革命党人不要把他迫着走曾、胡这条路。今日大势，不是革命党和清廷的问题，而是革命党和袁的问题，袁的问题一解决，革命就成功了，而袁的问题只是条件问题，不是原则问题。
袁世凯的亲信，清廷的和谈特使唐绍仪于辛亥年十月廿一日抵达汉口，在大智门火车站下车。这时清军的统帅还是冯国璋，冯虽然奉到命令调返北方，可是接替他的段祺瑞还未到达，冯国璋及英国领事、英国舰长、英国民团长等均在车站欢迎。唐绍仪和杨士琦即以英租界英国民团为宿舍，随同唐一块来的，还有随员数十人和伦敦《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