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西乡左右手，也就是给西乡出下策的桐野利秋，是武士道jīng神最忠诚的拥护者，剑术高qiáng，号称“人斩”，直冲到堡垒之上，格杀政府军数人之后，死于弹雨之中。他的表弟别府晋介，还有其他萨军将领的结局，也都无外乎自刃或战死。
萨军余部一举被歼，战死者一百六十人，投降者两百余人。
统帅为何打兔子?
西南战争结束之后，长崎一位僧人曾作诗说：“孤军奋斗破围还，一百里程垒壁间。我剑已折我马毙，秋风埋骨故乡山。”
这首诗，真正切中了西乡的心境。由鹿儿岛士族发动的这场叛乱历时两百天，影响达于九州全境，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发生的最大规模内战。政府军战死将近七千人，负伤者九千余人，累计伤亡一万六千人;萨军战死六千多人，负伤人数不明。当然了，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的最后一场内战。
这场内战的实质，是要建立一个以倒幕派武士为核心的天皇制国家，还是要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问题。西南战争平息之后，武士们的武装叛乱基本停息。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加快了步伐，曾经辉煌的武士时代终于落幕了。
西乡隆盛战死于西南战争，他的故事和不屈不挠的jīng神得到了广泛的传颂，甚至后来明治政府也给他恢复了名誉，授予他正三位的品衔，并且在东京上野公园立了他的铜像。但是，现在人们对于西乡隆盛在战争中的表现却是充满了疑问。
西乡在整个战争中表现低调，除了最后一次是亲自指挥士兵冲锋、死在前线之外，基本很少出现在萨军视线之中。他住的地方也离战场很远，据附近的农民们回忆，他们在战争期间趁乱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时候，经常看见西乡带着狗在悠闲地打兔子。正值萨军在仁吉浴血奋战的时候，又有几个逃兵看见西乡牵着狗在树林里打兔子。按照史料记载，西南战争期间，西乡隆盛总共打了十多次兔子，对于打兔子的兴趣远远大于打仗。而根据西乡隆盛的亲兵回忆，西乡的住处比兔子的窝还多，今天住村里，明天住庙里，后天住洗浴中心，就是很少住在军营之中。
如果这两件事属实的话，将其联系起来看，可以推断出西乡隆盛可能不想打仗，也许他是被胁迫的，因为战争是你死我活的事儿，哪位统帅能忍心让手下在前面拼命，自己却在后面打兔子?而且西乡隆盛很少住在军营，说明军事决策基本上都不是他下达的。
西南战争真正的指挥者可能并不是西乡隆盛。由于他在鹿儿岛太有人气，太有威信，太有魅力，而叛军需要一个偶像来唤起更多的人参与造反，西乡正是这样一位偶像，而西乡也乐于充当这个偶像，为他最后的人生画上壮丽的一笔。
4.伊藤博文定君宪
脱亚入欧有市场
西南战争爆发之时，木户孝允已经缠绵于病榻，得知老朋友西乡隆盛兵变，大声惊叫：“与其病死窗下，不如捐躯于征途。”喊完之后，就收拾东西要去找西乡隆盛算账。可惜壮志未酬，几天后，年仅四十四岁的木户孝允就病死了。
西南战争结束后，1879年5月的一个早晨，大久保利通在自家的会客室接见一位地方官，其间他说：“明治政府已经建立十年了，这十年国家虽然多有战事，但是国民和政府创业激情不减，你我成了国家建设的主要力量。今后十年是新一代的十年，我们要多多提拔年轻人，让他们担当起建设国家的大任。”
说完话，大久保坐上马车，准备去上班。在马车上，他还认真地阅读文件，忽然一阵喧闹打断了思路。大久保从车里探出头，一瞬间白光晃得他一阵眩晕，紧接着几个带刀武士出现在他面前。大久保利通明白自己的末日到了，但是他脸上毫无惧色，大喊：“妖孽，休要猖狂!”说完话，还把手上的文件用丝绸包好，藏于身下。
那几个刺客手持利刃，刺向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胸前绞痛，依然毫无畏惧，抬起头目视刺客，声若洪钟：“你们是国家的叛徒，无耻之极!”说完之后，倒于血泊之中，号称“东洋俾斯麦”的一代英杰就此陨落，时年四十九岁。
明治三杰全部去世之后，历史进入伊藤博文的时代。大久保一死，伊藤博文就出任了日本内务卿，但是他并不是大久保唯一的接班人。大久保还有一个弟子是大藏卿大隈重信，大藏省相当于国家的财政部。
主管财政的大藏卿，此时已是焦头烂额。因为政府为了筹措西南战争的经费，发行了四千二百多万日元的纸币，由此带来了恶性的通货膨胀。米价上涨为三年前的两倍，政府收入减少了一半。在通货膨胀的打击下，政府资金匮乏，殖产兴业的政策无法继续执行。大隈重信为了筹集资金，提出了要借五千万日元外债的计划，但是伊藤博文以一旦无力偿还将危及国家独立为由，否定了大隈重信的计划。
就在政府因财政危机而走投无路的时候，由于明治维新开启民智而形成的自由民权派向政府递jiāo了开设国会的请愿书。大隈重信也向天皇递jiāo了自己的宪政意见书，主张在1882年选议员，1883年开国会。更为激进的是，大隈重信想在日本建立英国式的政党内阁，把主要的政治权力赋予民选的议会，由议会中占多数的党派组阁。
而之前明治君臣一致心仪的是德国宪法，内阁由君主任命，议会只管拨款。大隈重信的立宪论，遭到了岩仓具视、伊藤博文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大隈跟自由民权派是一伙的，于是大隈就被炒鱿鱼了。
随后，天皇发布了1890年开国会的诏书。伊藤博文负责起草宪法，独揽大权。除了富国qiáng兵和殖产兴业之外，明治政府还有一项基本的国策是文明开化，也就是学习西方社会的生活习俗。
井上馨出任外务卿之后，在和欧美列qiáng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感觉到困难重重。因此，他提出把日本变成一个欧洲化的新帝国，才能跟世界先进国家平起平坐的主张。
在井上馨的指导下，英国建筑师建造了一个二层小洋楼，叫作鹿鸣馆，作为上流社会和西方人士的社jiāo场所。井上馨经常在这儿举行舞会，邀请高官和他们的夫人、女儿出席，推行鹿鸣馆外jiāo。上流社会改穿洋装、学跳舞、喝洋酒，当时身着洋装出现在鹿鸣馆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跟这种思cháo相对应，当年在萨英战争时，把英国最后通牒翻译错的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的理论，而伊藤博文是脱亚入欧的坚定支持者。
伊藤博文在访问德国期间，曾经改信基督教，而且写信劝井上馨也改宗。当然了，考虑到日本浓厚的神道和佛教传统，他对此秘而不宣。想当年伊藤博文曾经锯断英国使馆四周的木栅栏，向使馆投掷燃烧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国愤青。二十多年转变之彻底，让人瞠目结舌。
1887年，伊藤博文在官邸举行了让世人哗然的假面舞会，伊藤自己打扮成威尼斯贵族，而陆军大臣大山岩则重新挽起了发髻，腰挎双刀，玩起了怀旧的武士风格。
随着鹿鸣馆引领的欧化cháo流，各种带有极端模仿意味的改良纷纷出炉，最夸张的是人种改良论。当时有一个日本记者叫高桥，认为日本人无论体力还是智力都无法跟西洋人相比，因此提出跟西洋人结婚，用以改良日本国民的身心。